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號娼館——底層女性史序章》出版後，聽說讀者中有許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對於何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感到很不可思議。因為我覺得這本書中所寫的是從明治到大正年間為向外國人出賣肉體而流落在亞洲各國被稱作“南洋姐”的海外賣春婦們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與今日高中生們所關心的事情相距甚遠。

可是，當我讀了通過出版這本書的築摩書房轉來的讀者來信和在讀書征文競賽中獲獎的靜岡縣高三學生蒔田直子的文章後，我的看法完全改變了。

的確，南洋姐的存在遠遠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識範圍，她們的信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寫著：“萬萬沒有想到人世間還有如此悲慘的生活。”然而，她們由此所受到的沖擊與初次獲知未知事物即所謂發現秘境式的震驚是截然不同的。發現秘境的時候，自己和對象之間涇渭分明，而且兩者之間的距離越大，獲得發現時的喜悅也就越強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後，女高中生們的反應卻是完全相反。

她們讀著讀著不知不覺地將自己和南洋姐之間的距離縮短了，漸漸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蒔田在文章中寫道：“那種悲慘的生活使我震驚，一種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書閉上眼睛。”是什麽原因使蒔田這樣的女高中生們得以超越時代和環境的差異，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於我沒有把南洋姐的生活僅僅當作一個以往的女性哀史來寫，而是以一個與曾經當過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筆記形式寫出來的緣故。所以，現在的高中生們也能把南洋姐視為自己身邊的人。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這些女高中生們正是十幾歲的女孩子這一點上。

蒔田文章的一開頭就寫著：“這是阿崎婆十二歲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給我來信的女高中生們也都對南洋姐的年齡表現出強烈的關心。也就是說，由於女高中生們跟南洋姐不僅同性而且同齡，所以，她們對南洋姐的遭遇懷有如同身受的感情。

因此，她們在為原南洋姐阿崎婆的優秀人格所深深打動的同時，也由於感動之深而對使阿崎婆終身陷於痛苦的貧困生活和造成這種貧困生活的日本國政府表示出強烈的憤怒。

至今為止，我收到了許多《山打根八號娼館》讀者的來信。作為作者，我為此而感到十分榮幸，我懷著深深的謝意幾乎給所有來信的人回了信。但是，讀著這些來信，我總是不由得感到某種遺憾，也就是說，大多數來信只是對底層女性的人性美發出熱情的贊揚，卻絲毫也沒有涉及到造成這種悲慘生活並使之加劇的日本國家體制的矛盾。

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由於蒔田這些女高中生們能夠將南洋姐的事和自己聯系起來考慮，所以在她們的讀後感中反而可以直接看到作為作者的我在書中所要表達的全部意圖。

山打根的“阿崎婆”

去年五月《山打根八號娼館》出版後，我通過出版社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其中既有十四歲的少女也有年近九旬的老人，反應是多種多樣的。生長在賣春防止法實施之後的以高中生為主的年輕人，出於青年人特有的正義感，在信中大多表現出對以性為交易的賣春業的強烈憎恨和憤怒之情。尤其是女高中生們，作為與那些海外妓女賣身時年齡相仿的同性，對她們的遭遇更有如同身受之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年輕讀者中引起這樣的反響，並非出乎我的預料。但有一個反響——老年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卻是我始料不及的。

老人們知道公娼制度是怎麽回事，也有不少人知道“南洋姐”一詞的確切含義。所以，老人們的信中雖然看不到高中生們對海外妓女所表現出的那般驚詫，卻處處流露著對海外妓女們的真摯同情。然而，使我感到意外的並不是老人們對她們所寄予的同情之深切，而是老人們對這本書所表現出的最大關註，決不在於她們的過去，而清楚地集中在曾是海外妓女的阿崎婆現在的生活上。

阿崎婆今年七十六、七歲。雖有一個兒子，但她為了不成為在城市過著貧窮生活的兒子一家的負擔，獨自生活在九州的天草島上。兒子雖說月月寄來生活費，但由於只有四千日元，每天只能以摻些大米做成的麥飯為主食，而用鹽和醬煮的土豆則是她唯一的副食。然而，盡管生活在貧困中，她還是收養了九只因主人搬遷而被丟棄的貓。不，從她口中分得食物的不僅僅是貓。對於為研究海外妓女在天草島與她偶然相識的我，她甚至連理由都不問就留我住下，一連三周都從她自己的碗中分出一份飯來給我。

老年讀者們對這位阿崎婆身上所體現的人性——無論是人還是貓，只要對方需要就盡力去幫助，對他人的自由始終保持尊重——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和尊敬。他們在阿崎婆這位活著的女性身上發現了“老人的理想形象”，把它當作生活中的精神食糧。新瀉縣的一位讀者來信說：“也許這樣說未免有些誇張，《山打根八號娼館》是我每晚必讀的書。我是個六十六歲的老太婆，時常感到世事不如人意。阿崎婆的人格魅力使我深受感動，心裏舒暢了許多。我衷心地感謝您。”還有一位老文學家在信中表示要把日本女性中阿崎婆的存在介紹給寫過出色的老年研究著作《老年》的鮑博華爾。在東京都的一家養老院裏，《山打根八號娼館》一躍成了老人讀書榜的第一位。

而我本人也正是由於被她的人格所感動，才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慣例，以紀實文學的形式記述了我和阿崎婆之間的交往。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老年人對阿崎婆的生活方式會表現出如此強烈的共鳴。

不過，細想起來，在家族制崩潰、社會向高度產業化轉變的當今日本社會中，最孤獨的難道不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婦女們嗎？她們是在從父、從夫、從子的生活中走過來的一代人。“三從”的生活雖然伴隨著必須克制自我、犧牲自己的痛苦，但也有只要順從著就不會出現精神和經濟上困乏的一面。然而，今天的老年婦女們卻是在毫無精神和物質準備的情況下，從她們安居的場所被拋向了社會。在當今社會中，最直接地面臨著“人究竟該怎樣生活”的難題的，恰恰是處於老年期的婦女們。日本的老年婦女自殺率居世界第一的事實，難道不正說明在這道難題面前還有為數不少的老年婦女尚未找到答案嗎？

或許可以說，阿崎婆給這些困惑中的老年婦女的靈魂帶來了一線光明。當我得知有那麽多各個階層的老年婦女為年僅十歲就被當作海外妓女賣到國外、作為低賤的賣春婦度過貧困生涯的底層婦女阿崎婆的人格而傾心時，我不由得被深深地感動了。我做的工作雖然很小，但我為自己有幸代替不識字的阿崎婆拿起筆，將她的人格傳給千千萬萬的人們而感到無限的幸福。 （原載《讀賣新聞》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