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崎婆相識已經四年多了，我們至今每月仍有兩次書信往來。雖說只是互相問候問候，談談日常瑣事，但彼此的思念使通信一直持續到現在。

然而，十歲就被賣到北婆羅洲的阿崎婆是個從未登過校門的文盲，她既不能讀我的信也不能給我回信。她和我通信需要人代筆。前兩年，為她代筆的是村裏負責接收郵件的人或是雜貨店的老板娘，後來就換人了。

新的代筆人是阿崎婆鄰居家上小學四年級的女孩，名字叫幸子。阿崎婆很喜歡孩子，幸子可以說是她從小背大的。我在阿崎婆家住的時候，她幾乎每天都要跑過來，告訴我們一些村裏的事，替阿崎婆跑跑腿兒。

也許幸子和我有了親近感，她替阿崎婆代筆之後總要寫幾句自己的事情。而且，由於代筆人的更換所帶來的變化還不止這些。自從幸子代筆之後，阿崎婆的信就好像木偶住入了生命一樣變得鮮活起來。

成年人的代筆信，總是在有關季節性的問候之後寫上幾句對我給她寄錢表示感謝的話。而幸子的信則大不一樣，除了對我的關心和問候外，還要寫上阿崎婆的老病哮喘的情況，她信仰的大師的事，還有她養的那九只貓等等，用孩子不熟練的筆跡密密麻麻地寫滿幾頁信紙。尤其令我高興的是，阿崎婆說的話被原原本本地寫在了紙上。

每當我收到阿崎婆的來信，眼前就情不自禁地浮現出在微弱的燈光下，邊嘬著燒酒邊對來自東京的我講話的阿崎婆那細細的眼睛和坐在她面前專心記錄著的自己的身影。

為了向幸子表示感謝，我在給阿崎婆寄包裹時也給幸子寄去了比她大一歲的我女兒的舊衣服和給她買的新的學習用品。於是，沒過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比幸子的筆跡還要幼稚的來信。

那是幸子的弟弟雄一寫的代筆信。雄一比幸子小三歲，大概剛上小學。幸子的信幾乎和雄一的信同時到達。雄一的信裏寫著：“我是姐姐（幸子）的弟弟。我叫雄一。請多關照。請不要只喜歡姐姐，也要喜歡我。”

我在天草阿崎婆家住的時候，他還是個小男孩兒，總愛嘬著手指看我，一見我看他，就轉身跑開。沒想到，才三、四年工夫就能寫這樣的信了。我覺得真是又好笑又可愛，於是在給阿崎婆定期寄的包裹中給他加進了一條藏藍色的短褲。

今年六月，我帶著已經出版的《山打根八號娼館》重訪天草島時，在阿崎婆家又一次見到了幸子和雄一。雖說看到他們長大了我很高興，可是，在微暗的燈光下站著的姐弟倆兒的個頭卻比我想象的低多了。和生長迅速的我的女兒相比，幸子的年齡雖然只小一歲，可個頭只有一半兒。

看到我很難說出“你們長大了”這句話的樣子，阿崎婆在一旁告訴了我姐弟倆兒家裏的情況。他們的父親三年前失明住了院，出院後回到家裏就不能幹活了，他們的母親靠幹土木活兒養活一家五口，幸子他們三個孩子雖然勉強能去上學，但一放學就要到地裏去種自家吃的口糧，尤其是作為長女的幸子，除了幹地裏的活兒外，還要代替母親料理一切家務。

幸子緊緊地握著那雙跟身體極不般配的大手，靜靜地聽著阿崎婆的敘述。在幸子的小臉上，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年前被賣去當妓女的阿崎婆的種種表情。（原載《文藝春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