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我共出版過五本書，其中讀者最多的是《山打根八號娼館》。我因此而受到了讀者各種方式的鼓勵和支持。

書已出版三年了，我依然是幾乎每天都要收到讀者的來信。來信大多充滿了對“阿崎婆”這位老南洋姐人生的尊敬和同情。對於懷有不僅要把底層女性的生活實情記錄下來而且要把在底層生活中磨練出來的她們的人格傳給世人的初衷的我來說，這些來信使我體會到“有了讀者”的感受。

讀者中有連續兩年每月從家務之余做小時工、縫和服的寶貴收入中拿出一定數量的錢讓我“寄給阿崎婆”的家庭主婦，也有用拙劣的筆跡給我來信的三十六歲的男性，他在信中寫道：“我家輩輩是賭徒，我現在還在監獄裏。讀了你的書，我淚流不止。今後我一定改過，讓跟我吃了很多苦的妻子兒女過上好日子。我向您和阿崎婆發誓。”

還有，讀者中有不少是在酒吧、歌廳、飯店等服務行業工作的人，這是我最初沒有想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廣島某工廠去作報告，和我同行的一位男性有一天在夜總會無意中說出了我的行蹤。第二天，在我即將離開廣島機場時，一位女招待手裏拿著《山打根八號娼館》的書來為我送行了。面對因睡眠不足腫著眼睛趕來的她，我感受到了她對這本書的深情厚愛。

對於決心將以往從未得到過關注的底層女性的痛苦哪怕點點滴滴地記錄下來的我來說，最好的讀者就是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及其周邊的男女百姓。寫作時我眼前經常設想的讀者決非那些大學問家和過著優雅生活的人們，而是一直被稱作“民眾”、“大眾”、“庶民”的人民。天性怯懦的我之所以同意把這本以有關性的問題為主題的書改編成電影，也是由於電影是大眾傳播媒體的原因。

作為母子家庭的長女長大的我，沒有經受過一個研究者所必須的教育，開始學習女性史也是結婚生過一個孩子之後——從年齡上講已接近三十的時候了。因此，對於自己的研究我始終懷有一種恐懼感——即常有一種這樣做是否真的可行的疑慮和焦急。然而，不斷給我鼓勵使我戰勝這種恐懼感的，正是我前面寫到的那些讀者們。

從讀者的來信中我常常感到，讀者在讀書時往往在我寫的南洋姐身上投入自己的影子。我想正因如此，他們才會給僅僅作為底層女性心聲的代言人的我寄來這麽多鼓勵的信。

前幾天，在四國的某個城市我還見到了一位讀者。我是應NHK電視大學之邀去的。講演開始前我去洗手間時，無意中看到會場門口有位五、六十歲的男人正在向會務人員懇求著：“只聽山崎女士的就行，請讓我進去。”這次講演會好像只有會員可以入場，於是我過去幫他說了話，讓他進去了。

這次講演的題目是《女性追求什麽？》。我開始先講了由於《山打根八號娼館》的出版而在北婆羅洲的山打根市的山上發現了“南洋姐”的墓和我去那裏掃墓的事情，然後綜述了近代百年中日本女性的生活和意識的變遷。我好像講了有一個半小時，其間剛才那位男性一直吸引著我的注意。他脫了鞋盤腿端坐在會場最前排、最靠邊的一把椅子上，用黑色的鴨舌帽遮著臉，始終全神貫注地聽著。

他為何如此認真地聽我講話？——在充滿疑惑和緊張的心情下結束講演後，我剛剛走進走廊就發現那位戴鴨舌帽的人向我走來。當他摘下鴨舌帽向我問好時我驚訝地差點兒沒喊出聲來。——後來得知已有六十八歲的他，黑黑的頭發下，兩只眼睛飽含著熱淚，閃閃發光。

據他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時間裏，他曾經在關西一家有名的妓院當過帳房先生。雖說是在屢屢求職不得的情況下由熟人介紹去的，但帳房先生的主要工作與其說是記帳，不如說是充當教訓妓女的打手。

他的活兒就是把掙錢少的、愛挑客人的、逃跑的女人抓到放被子的房間用長鞭抽打她們。盡管那是被人命令著、作為自己的謀生手段幹的，可那時女人們慘叫的記憶，卻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回響在耳邊，夜夜不得安眠。現在自己為關節炎的老毛病受罪，也只當是自己抽在女人身上的鞭子幾十年後又抽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接著說：“山崎女士，沒辦法，我只好拿著您的書向她們謝罪。怎麽樣，求您給我點兒時間，聽我說說吧。”

向一位初次見面而且比自己年輕的女性講這樣的話，他的苦惱絕非一般。然而，對於賣春問題我已決定在《山打根八號娼館》及其續篇《山打根的墓》之後不再寫了。所以，即便去見他，聽他講了，我也不想再把它寫成書了。可是，既然見到過他用鴨舌帽擋著臉端坐著全神貫註地聽講的樣子，看見過他雙眼中飽含的熱淚，我想出於作者的義務，找恐怕也是要到四國去見他的。（原載《婦女》一九七五年六月號 / 插圖：山打根市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