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以前，我的一個同行在和我談起出版業的社科選題面臨的困境時，問了一句讓我思考了幾個月的話。

他的問話是：“你何不再寫一些有關口才的書？”

我的思考結果是：一部《管好你的嘴》脫稿。

“口才”？“管嘴”？豈不是悖論？

我認為這不完全是悖論，坦白地說，是我對“口才”的一種逃避。

5年前，當我發現自己傾盡全力完成的《雄辯韜略》和《智辯空口道》（署名林蔚人）出版沒幾個月，內容就被“碎屍萬斷”後“移屍”在多本同類書裏的時候，我的心碎了。自此，再接觸“口才”二字，我就有一種被強暴後的欲哭無淚感。

我對寫口才書再不熱衷的另一個原因是：這類選題經過多年的市場喧囂，仍沒有給人們健康的語言交往註入多少理性的情愫，倒見得越來越多非理性的“嘴皮子”在社會上大行其道。著書的目的是為了育人，如果育人不成反倒成了助長某種不良風氣的幫兇，我看這種書少出點兒也罷。

其實，中國人向來就不乏說話能力；要說缺乏的，倒是對說話分寸與後果的考慮。韓非的《說難》與《難言》想要留給後人的，恐怕也不是如何耍嘴皮子的技巧，而是教人說話時應該怎樣把握分寸。現實生活中很多人恰恰不看重分寸與後果，往往為圖一時的口舌之快而輸掉了一生。

多說一百句話比多做一件實事容易一百倍。既然如此，為何不多說話少做事甚至不做事？國人的心態大致如此。因此世界上最難管的“禍嘴”在中國比比皆是。諸如三姑六婆、指點江山的談資嘴；藏汙納垢、榮當國粹的垃圾嘴；光說不練、以訛傳訛的寡頭嘴；屢測屢誤、屢誤屢測的烏鴉嘴……嘴之難管，始於嘴癢。何以嘴癢？——“精神煥發”。

精神和意志品質遠不能混為一談。中國人很看重精神的弘揚，因此口號喊得比誰都響，話說得比誰都多，但欠缺的正是意志品質，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實幹家”在中國反成“嘆之為嘖”或“嘖之為嘆”的“稀物”。而日本人在這一點上與我們唱了不偏不倚的“反調”。我個人認為，若要解讀日本在“戰後”經濟飛速復蘇的主因，只要從日本人身上找找務實的意誌品質就夠了。有人將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性格做了比較，說是中國人為一件事應該怎麽做還在呼口號、鬥嘴皮的時候，日本人已經把同樣的事做完而且去領工錢了。這種比較雖不免失之極端，但畢竟把“嘴皮子”與“實幹家”的實際差距彰顯得很淋漓。奇怪的是，我們天天也在批評“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人”，怎麽這種人會越批評越多呢？一言以蔽之——口頭上無限度地誇大精神的作用耗掉了我們太多本應該付諸行動的精力。

我們成天抱怨外國人愛挑中國人的毛病，卻未曾聽到哪個外國人挑剔過中國人的說話能力。這就說明，中國人的“嘴功”足可以堪稱世界一流。我們應該思考的恰恰是，在屢屢占盡“嘴上風光”的同時，究竟什麽東西離我們越來越遠！

我覺得有兩個關鍵詞正在與我們互為背離：一是實幹；二是自律。眼下，用於激勵我們精神的標語、口號、講話已經享用不完了，甚至很多人的腦子都裝不下了，都該往外“溢水”了。而事實上由惰性所撐扶著的虛偽和他律卻被“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的民族”的光環長時期地罩住，從而導致了實幹與自律的意誌品質難以得到根本上的提升。

既然老百姓都在口口相傳中國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這就說明我們國民自律性差這個現實已無法回避。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堅持不懈地掃黃打非”下圖書市場超常的亂；我們面對的是“藥品價格監督下調”下的藥品市場的亂；我們面對的是京津塘高速的超車道長年以來一直由低速行駛的大貨車霸著道的亂；我們面對的是人人高喊“環保”卻家家使用超指標高分貝噪音和振動器械裝修的亂……這麽多的“亂”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有關部門為什麽不少點口號與空話，而在依法監督與督導實幹方面多點理性投入呢？

請別忽略了這樣一個細節：歐洲“大陸系”出臺的同時，與此相配的是大批環環相管的監管警察。也就是說，連監管者都別想從被管者身上撈什麽稻草。歐洲人今天的自律，就像他們的艾菲爾鐵塔一樣，不是用空話、大話、套話堆出來的，而是用時間和實幹歷練出來的。

基於如上憂患，我為自己將要捭闔的稿子定了一個基調——管好你的嘴！

我極力推崇以知識儲量為根，有準確的語言表達能力的人多多地出現在當今社會的諸多領域、諸多階層、諸多場所。這不但是建立正常的人際關系的必要保障，同時也是增強人與人之間誠信交往的重要砝碼。一個集體、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民族不會因為“眾人皆口才”而興旺，倒是因為人人都把成就自己的“嘴功”當做重於一切的成功路徑，而使得無處不在的大話、空話、假話、廢話、套話成為這個集體、這個國家，乃至這個民族誠信建設的累贅。想到此，我心存憂患卻無力解憂，無奈之中只得冒昧地向讀界推薦《管好你的嘴》。我深知我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卻是實實在在的。

是為序！

秦林

2004年9月28日於北京分司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