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頂上的蒼穹慢慢地由孔雀綠變成孔雀藍，懸在天頂的星越來越像真正的寶石。三名偵探悄沒聲息地潛到枝葉茂密的大樹後，在死一般的寂靜中站在樹後，第一次清楚地聽到了兩個奇怪神父的談話……

船在晨曦的一抹銀色光芒和粼粼海水的綠色光波之間，泊靠在了埃塞克斯海岸的哈維奇港，放出亂糟糟的一大群人，像蒼蠅一樣四散亂飛。這些人當中，我們必須跟蹤的那個人，無論如何也說不上引人註目，也不因他的著意裝扮而使人一見眼明。他那身花哨的假日服裝，和他那滿臉公事公辦的神氣有點不相稱。但除此之外，在他身上沒有一點引人註目的地方。他的服裝包括一件瘦小的淺灰色茄克衫，一件白背心，一頂系有灰藍色絆帶的銀白色草帽。在衣著及草帽的映襯之下，他的瘦削的臉顯得黑黝黝的。臉的下端有一撮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須，使人聯想起伊麗莎白時代的皺須。他以遊手好閑人士的認真神氣抽著一支香煙，渾身上下一點也顯示不出在他的茄克衫的掩蓋下，藏著一把裝滿子彈的左輪手槍，他的白背心掩蓋著他的警察證章。而在他的草帽下面，也看不出他就是歐洲最有能力最有才智的非凡的人物之一。他就是瓦倫丁，巴黎警察局局長本人，世間最有名的偵探。他從布魯塞爾到倫敦來執行本世紀最了不起的一次逮捕行動。

大盜弗蘭博到了英國。三個國家的警察費盡周折追蹤這個犯罪老手，終於從比利時的根特追到了布魯塞爾，又從布魯塞爾追到了荷蘭的胡克港。推測他可能會利用當時正在倫敦召開的“聖體會議”，在與會人彼此不熟悉的混亂情況下，喬裝打扮成低級神職人員，或是同會議有關的秘書什麽的，從而來到倫敦。不過，瓦倫丁並沒有把握。沒有人能對弗蘭博有把握。

自從這位犯罪大王突然停止在這個世間搗亂以來，到現在已有許多年了。他停止活動之後，正如有人說的羅蘭①死了之後一樣，地球上異常平靜。但是弗蘭博在他的鼎盛時期（當然，我的意思是說他的猖狂時期），卻是一個與凱撒大帝一樣，形象生動，全球皆知的人物。幾乎每天早上，日報上都刊登著他剛剛逃脫一件非凡罪行的應有懲罰，又在進行另一件非凡罪行的消息。

註：①羅蘭：法國中古時代著名騎士，驍勇善戰。——譯者

弗蘭博是個身材高大的加斯科涅（法國西南部）人，膽子和他的軀體一樣大。有些最激動人心的故事講到：他如何在自己興致上來之際，把一名官方刑事偵探倒提起來，讓他頭頂著地倒立著，去清醒頭腦；他又怎樣一只胳膊挾著一名警察，在利沃裏的路上大步飛跑。

說到他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體力，則一般都用在一些盡管有失公家體面，但卻沒釀成流血慘案的場面——這樣的評說乃是公允的、不過分的。他的真正罪行主要是一些富有創造性的大規模搶劫。他的每一次盜竊都堪稱一件新奇的罪行，每一次作案都足以構成一個新鮮故事。例如他在倫敦經營過一家赫赫有名的泰洛林牛奶公司，他這公司沒有奶牛場，沒有奶牛，也沒有送奶車，更沒有牛奶，但他差不多有一千個訂戶。他只是靠把別人門前的小奶罐換上標簽，放在自己的主顧門前，以這種簡單操作來為他的訂戶送奶。

也正是他弗蘭博，在截取偷看了一位年輕女士的全部信貸函件後，把他自己寫的信用照相機拍成膠片，印在顯微鏡的載物片上，印得非常非常之小，以和她保持通信關系，使她既莫名其妙又甩不掉。以此對她搞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惡作劇。

不過，弗蘭博的每一次新作品都普遍地以簡單明了為特色。據說，他有一次，越深夜把一條街的門牌號碼全都重新漆過，僅僅是為了把一個旅客引入他設置的圈套。十分肯定的是，他發明了一種輕便郵筒，放在僻靜的郊區角落，等待著有人往裏邊投入匯款單。

最後一點，據人所知，他還是一個令人驚奇的雜技演員。盡管他塊頭那麽大，跳躍起來卻輕便得像只蚱蜢。又能像猴子一樣隱入樹頂。因此大偵探瓦倫丁出發來找弗蘭博的時候，心裏完全清楚，即使找到了對手，自己的冒險也遠沒有完事大吉。

但是怎樣去找他呢？大偵探瓦倫丁仍然在揣摩，心中無底。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任隨他偽裝得多麽巧妙，也無法掩飾他那獨特的身高。要是瓦倫丁的敏銳眼光一下子看到一個高個子的賣蘋果的女攤販，一個高個子近衛兵，甚或於一位雍容富貴的高個子公爵夫人，他都可以當場逮捕他們。但是，他在火車上一路風塵，還就沒有看到一個可能是弗蘭博偽裝的人，正如一只貓偽裝不了一頭長頸鹿一樣。對火車上的人他已經弄清楚了。在哈維奇上火車或是在中途上車的人當中，身高肯定都不到六英尺。有一個矮小的鐵路官員旅行到終點，三個矮小的蔬菜農場主乘了兩站路下車，一個矮小的寡婦從埃塞克斯的一個小城上車，一個矮個的羅馬天主教神父從埃塞克斯的一個小村子上火車……說到最後這個人，瓦倫丁放棄了觀察，幾乎笑了。這個小個子神父具有那麽多東方平原人的氣質，他的臉又圓又呆板，像諾福克湯圓。他的眼神像北海一樣深邃。他帶著幾個棕色紙包，幾乎沒有辦法把它們收攏來。毫無疑問，“聖體會議”從各地的淡泊無為的人士當中吸引了不少這類人物，他們令人不可思議，無依無靠，仿佛是從地裏挖出來的鼴鼠。瓦倫丁是法國的極端型懷疑論者，他不喜歡神父，但是他會同情他們。而這一位神父可以引起任何人同情。他有一把破舊大傘，經常落到地上。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往返車票上，標註的正確的終點站究竟在什麽地方。他以呆子般的單純向車廂裏的每一個人解釋他的小心，因為他的一只棕色紙包裏有一些用純銀和藍石頭做的東西。他那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他的聖人般的單純，不斷地把瓦倫丁這個法國人逗樂，直到神父總算在斯特拉福德帶著他所有的紙包下車，又回來取他的傘。他取傘的時候，瓦倫丁發善心地警告他，別因為要小心而此地無銀三百兩，把自己身上的銀器告訴給大家。但是他一邊和神父講話，一邊睜大眼睛望著另一個人。這個人沈著地註視著任何人，不管是窮人闊人，還是男人女人。這人足有六英尺，至於弗蘭博呢，他還要高出四英寸。

瓦倫丁在利物浦站①下了火車，躊躇滿志地感到迄今尚未漏放過弗蘭博。他到蘇格蘭場②辦理了身份合法手續，約定必要時請求幫助。然後他點燃另一根香煙，在倫敦街上信步漫遊。在維多利亞車站背後的街道和廣場散步時，他突然停步駐足。面前是一個古老、別致、寧靜的廣場，非常典型的倫敦模式，整個廣場出人意外的寂靜。周圍是高大單調的房屋，既顯得豪華而又無人居住，廣場中央是長滿灌木的場地，看起來像太平洋上的綠色小島那麽荒涼。四邊建築中有一邊比其余三邊高出許多，像座高台。這一邊的自然線條，被倫敦的可讚賞的意外因素破壞無遺——這是一座飯店。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從索霍區③走錯了方向而來到此間的。這裏有長得過分引人註意的東西——栽在缽裏的矮小植物，長長條紋的、檸檬黃和白色的百葉窗。這種窗戶臨街而設，在倫敦通常七拼八湊的布局中，顯得分外高大。一段階梯從街上直上前門，仿佛太平門的樓梯直通到了二樓窗前。瓦倫丁在黃白色百葉窗前站著抽煙，琢磨良久。

註：①利物浦站：倫敦中東部鐵路始發及終點站。——譯者

註：②蘇格蘭場：即倫敦警察廳。——譯者

註：③索霍區：倫敦中部一地區，以多外國飯店及作家藝術家居住而聞名。——譯者

奇跡的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它的發生。天上幾片雲聚攏成為人類眼中的星形。遠處曠野中陡然聳立起一棵大樹，十分像個巨大的疑問符號。這都是在幾天前親眼看到過的。納爾遜海軍元帥死在勝利的那一刻。一個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謀殺了一個叫威廉森的人，這聽起來好像謀殺了自己的孩子。簡而言之，在生活中有巧合的成分，人們如果認為它乏味，就會永遠失去它。正如美國偵探小說家兼詩人愛倫坡那看似矛盾實則正確的說法所表白的：“智慧必須指望不可預見的事。”

阿裏斯蒂德·瓦倫丁是個莫測高深的法國人，法國人的才智是特殊的和獨一無二的。他不是“思想機器”④，因為那是現代宿命論和唯物論的沒腦筋的用語。機器只是機器，因為它不能思維。但他瓦倫丁是個有思維的人，同時又是個平平常常的人。所有他的奇妙成功，看起來就像是有魔法，實際上都是來自堅持不懈的推理，和清晰而尋常的法國人式的思維。法國人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實則正確的說法來震動世界，而是用實際上不言而喻的道理來震動世界。他們至今都在實踐某種不言而喻的道理——就像他們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那樣。但是確切地說，瓦倫丁明白理性，明白理性的極限。只有對開汽車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大談特談開汽車不用汽油的神話。只有對理性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在沒有堅實基礎的情況下，大談特談無可爭辯的第一原則的推理。而瓦倫丁現在就沒有堅實的基礎，只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則不放。弗蘭博在哈維奇不見了。如果他竟然在倫敦出現，他可能是溫布爾登公共網球場上一個高個子流浪漢，也可能是大都會飯店裏一個高個子的宴會主持人。在這樣明顯的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瓦倫丁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辦法。

註：④《思想機器》：1907年出版，和《探案中的思想機器》（1908）同為美國作家雅克·富特雷爾的暢銷神秘小說，主角奧古斯塔斯教授為推理偵探。作者雅克於1912年死在泰坦尼克號客輪上。

在這種情況下，他期待著不可預見的事。如果他不能追隨有理性的思路，他就冷靜而小心地追隨沒有理性的思路。他不用去可預料的地點——銀行、派出所、可能約會之處，而是要系統地到不可預料的地點去：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門，彎進每一條死胡同，走進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條小巷，繞著每條彎路走，徒步走出大路，等等。他富有邏輯地為他的這種幾近瘋狂的做法辯護。他說如果一個人有線索可尋，那是最糟糕的路子。如果根本沒有什麽線索，那才是最好的路子因為一些引起追捕者註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許正是引起被追捕者註意的地方。一個人開始的某個地方，可能剛好是另一個人停下來的地方。關於上到店鋪的那段階梯，關於那個寂靜、古老、別致的飯店，都有些什麽在引發他這個偵探的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決定隨意去試試。於是他走上階梯，在靠窗子邊的一張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上午已經過去一半，他還沒吃早飯。桌上擺著另一個人吃剩的早餐，這才使他想到自己還餓著肚子。於是他又叫了一只水煮荷包蛋。他默默地往咖啡裏加了白糖，一直想著弗蘭博。他回想弗蘭博每次是如何逃脫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須去交一封欠郵資的信，一次是讓人們通過望遠鏡看一顆要毀滅地球的彗星。瓦倫丁認為自己的偵察腦筋一點不比罪犯的差，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的不利之處。“罪犯是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偵探只是評論家。”他帶著辛酸的微笑對自己說，慢慢地把咖啡杯舉到唇邊，很快又放下——他加的白糖是鹽。

他望了望裝著白色細粒的家什，當然是糖罐，正如香檳酒瓶子裝的是香檳酒一樣不會弄錯，這罐裏裝的是白糖。他奇怪他們為什麽會在裏面放鹽。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統的家什。對，有兩個鹽瓶，裝得滿滿的。也許鹽瓶裏的辛辣調味品有些什麽特色。他嘗了嘗，是白糖。他疑惑地向飯店裏四下張望，看看把糖放進鹽瓶把鹽放進糖罐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是否還有其它表征？除了白紙裱糊的墻上給濺了點黑色液體之外，整個地方顯得整潔、輕快、平平常常。他按鈴叫侍者。

侍者匆忙趕來，在清晨時刻頭發還是亂蓬蓬的，睡眼惺松。瓦倫丁偵探並非絲毫沒有幽默感，他讓侍者嘗嘗白糖，看是否符合這家飯店的崇高聲譽。結果侍者突然打了個呵欠，陡然清醒過來。

“你們每天早上都和顧客開這麽巧妙的玩笑嗎？”瓦倫丁問，“拿鹽換糖當笑料，從來不會使你們感到乏味吧？”

侍者弄懂這種譏諷後，結結巴巴地保證說飯店絕對沒有這個意思，這一定是個最奇怪的錯誤。他拿起糖罐來看看，又拿起鹽瓶看看，顯得越來越莫名其妙。他突然說聲“請原諒”，就匆匆走開。幾秒鐘後，飯店老板和他一起趕來。老板也檢查了糖罐，然後檢查了鹽瓶。他同樣一臉莫名其妙的神色。

突然侍者似乎發音清晰起來，幾句話沖口而出：

“我想……”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想，就是那兩個教士。”

“什麽兩個教士？”

“那兩個把湯潑在墻上的教士。”

“把湯潑在墻上？”瓦倫丁重覆道，他確信這一定是個意大利隱喻。

“是的，是的。”侍者激動地說，一邊指著白色壁紙上那塊黑色汙點，“潑在墻上那裏。”

瓦倫丁帶著疑問望著老板，老板用比較詳盡的報告來解圍。

“是的，先生，”他說，“這是真的，不過我認為這和糖鹽沒有關系。今天一大早，門板剛取下，兩位教士就來這裏喝湯。他們倆都很安靜，受尊重。一個付了賬出去，另一個完全稱得上慢動作教練，過了好一陣才把湯喝完。最後他也出去了。只不過在走開的那一瞬間，他很巧妙地拿起他只喝了一半的杯子，把湯潑在墻上。我當時在後面的房間裏，侍者也在後面房間裏，我出去時，看到墻上潑有揚，而店裏空無一人。這沒造成什麽特殊的損害，但這是讓人討厭的無禮行為。我想在街上抓到那個人，不過他們已經走遠，我只註意到他們轉過街角走進卡斯泰爾斯街。”

偵探站了起來，把帽子戴到頭上，手杖拿在手裏。他已經打定主意，在他腦海裏一片漆黑之際，他只有順著一個隱蔽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走去，而那個手指隱蔽得很深。他付了賬，沖出玻璃門，很快就轉到另一條街了。

還好，在這麽高度興奮的時刻裏，他的眼光仍然保持冷靜和敏捷。走過一家店面時，什麽閃光從他身旁掠過。他走回去看，那是一家蔬菜水果店，一大堆鮮貨整整齊齊地擺在露天地裏，均標明了品名和價格。兩個最顯眼的貨格裏，各放著一堆橘子，一堆堅果。幹幹的堅果上，有一塊紙板，上面用藍粉筆非常醒目地寫著：“上等柑橘，一便士兩只。”在橘子堆上同樣清楚而準確地寫明：“最佳堅果，每磅四便士。”瓦倫丁先生望著這兩塊標價牌，想到他以前遇到過的這種高度狡詐的玩笑，而且就是最近。他轉而註意那紅臉膛的水果商，見他正為了這顛三倒四的商品廣告而氣哼哼地往街兩頭張望。水果商什麽也沒說，只是很快把每塊紙牌放回原處。偵探悠閑地倚著手杖，繼續仔細觀察這家店鋪。最後他說道：“我想問你一個與實驗心理學和思想結合有關的問題。”

紅臉店主用威脅的眼光望著他，但他還是高高興興地搖動著自己的手杖道：“為什麽在一家蔬菜水果店裏，會有兩塊標價牌放錯了地方，好像因為有個戴鏟形寬邊帽的人剛來倫敦度假？或者如果我沒說明白的話，那麽是這樣：把堅果標成橘子是一回事，一高一矮的兩個傳教士的出現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有什麽神秘的關聯嗎？”

商人的眼睛瞪得滾圓，差不多要突出來了，他有那麽一刻似乎就要撲到這個陌生人身上去。最後，他怒氣沖天、結結巴巴地說：“我不知道這和你有什麽關系。不過要是你是他們的一個朋友的話，你可以告訴他們就說我說的，如果他們再來和我的蘋果搗蛋，那麽不管他們是不是神父，我都要敲掉他們的腦袋。”

“真的？”偵探非常同情地問，“他們弄亂了你的蘋果嗎？”

“他們之中有一個這麽幹了，”憤怒的店主人說，“把蘋果滾得滿街都是。我要不是得撿蘋果的話，本來是可以抓住那混蛋的。”

“這兩個神父朝哪個方向走的？”瓦倫丁問。

對方迅速回答：“左手第二條馬路，然後穿過了廣場。”

“謝謝。”瓦倫丁說著像個魔法仙人一樣不見了。在第二個廣場的對面，他發現有個警察，就問：“急事，警官，你看見了兩個戴鏟形寬邊帽的教士嗎？”

警察哈哈大笑起來：“哇，我看見的，先生。如果你問我的話，他們有一個喝醉了，他站在馬路當中，昏頭昏腦……”

“他們向哪條路走的？”瓦倫丁急忙打斷他的話。

“他們在那裏上了一輛黃色公共汽車，”警察回答，“是到漢普斯泰去的。”

瓦倫丁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公務證，匆匆地說：“叫兩個你們的人跟我去追。”說完精神抖擻地穿過馬路，他的精神感染了那個笨拙的警察，使他也立即還命行動起來。一分半鐘之後，這個法國偵探就與一位警察和一名便衣在對面的人行道上會合了。

“嗯，先生，”警察笑容滿面但傲氣十足地說，“什麽事——”

瓦倫丁突然用手杖一指，“上了這輛公共汽車後我會告訴你們的。”他邊說邊在車流中東躲西門地飛奔上前。三人終於氣喘籲籲地擠上了黃色公共汽車的上層座位，警察說：“坐出租車要快十倍。”

“太對了，”他們的領隊平靜地說，“如果我們能知道我們往哪裏去的話。”

“那麽，你要往哪裏去？”另一個人瞪著眼問。

瓦倫丁皺著眉抽了幾口煙，然後拿開香煙說：“如果你知道一個人在於什麽，就會趕在他前面。但是如果你只是猜想他在幹什麽，你就會落在他後面。他閑逛你也得閑逛，他停下你也得停下，走得和他一樣慢。這樣你就可以看到他在看什和做什麽。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註意觀察異常的事。”

“你的意思是哪種異常的事？”警察問。

“任何。”瓦倫丁回答，重又陷入完全的沈默。黃色公共汽車好像連續幾小時都只在北邊的馬路上爬行。大偵探也不再解釋什麽，也許他的助手對他的差事覺得越來越懷疑，但又不好開口問，如同他們越來越想吃午飯而又不好開口要求一樣。時間慢慢消逝，早已過了午飯時間。倫敦北部郊區的馬路好像該死的望遠鏡一般越抽越長。這就像某種旅行，一個人總覺得自己終於快到了地球的盡頭，然後又發現只不過到了倫敦北部的別墅區——塔夫特奈爾公園。倫敦在一長串小酒店和增俄的灌木林中隱沒。接著他又出現在燈火輝煌的繁華街道和炫目的旅館中。這就像穿過十三座各不相連而又緊挨一道的平凡城市一樣。但是盡管冬季的暮色已經威脅著他們前面的馬路，巴黎來的大偵探卻仍然沈默、警惕地坐在那裏，註視著街道兩邊從車前面向車後滑動。等他們從攝政王公園東南的卡姆丹城後邊離開的時候，警察差不多已經睡著了。至少，在瓦倫丁跳起身來拍拍兩人的肩膀，喊駕駛員停車的時候，他們做了個近乎於跳起來的動作。

跟著瓦倫丁搖搖晃晃地下車走上馬路時，他倆還沒明白為什麽下車。當他們朝四周張望，想弄明白是怎麽回事的時候，發現瓦倫丁正得意洋洋地指向馬路左邊的一扇窗戶。那是一扇大窗戶，構成一家金碧輝煌的酒店的當街門面。窗口是為盛宴訂座的地方，標明“飯店”二字。這扇窗子和旅館前面的一排窗戶一樣，裝有磨砂刻花玻璃。玻璃中央刻著一顆巨大的星，像嵌在冰上的星。

“終於找到線索了，”瓦倫丁搖著手杖喊道，“有破玻璃窗的地方。”

“什麽窗？什麽線索？”主要助手問，“噯，有什麽憑據說這和他們有關系？”

瓦倫丁勃然大怒，幾乎折斷了他的竹手杖。

“憑據？”他叫道，“媽的，對付這個人要憑據！唔呀，當然，這裏同他們沒關系與有關系的機會比是二十比一。但是我們還能做別的什麽呢？你們難道看不出，我們要麽必須追隨一個荒誕的可能性，要麽回家去睡大覺？”他重手重腳地走進飯店，後面跟著他的夥伴。三人很快就被安頓在一張小餐桌前，吃他們這頓晚午餐。這時從裏面往外看那打破了的玻璃上的星形，可他們還是怎麽也看不出什麽名堂來。

“我看到你們的窗子被打破了。”瓦倫丁付賬的時候對侍者說。

“是的，先生？”侍者回答，彎腰忙著數錢，瓦倫丁給了他一筆豐厚的小費。

侍者直起腰來，一臉溫和而不容誤解的激動神色。

“啊，是的，先生，”他說，“很奇怪的事，您說呢，先生。”

“真是的。給我們講一講。”偵探帶著漫不經心的好奇心說。

“呃，兩位穿黑衣服的紳士進來，”侍者說，“是兩個外國的堂區神父，像是來旅遊的。他們安安靜靜地吃了一餐廉價午飯。其中一個付了賬出去了，另一個正要走出去時，我發現他們多付了三倍的錢。於是我對那個將要走出門的神父說：‘餵，你們付得太多了。’可他只是說：‘哦，是嗎？’說得很冷靜。我說：‘是的。’拿起賬單給他看。哎呀，這可是個怪人。”

“你這是什麽意思？”偵探問。

“噯，我可以憑七本聖經發誓，我本來只該收四便士，但現在我看到我收了十四便士，看得一清二楚。”

“嗯，”瓦倫丁叫道，腳下慢慢移動，可是眼光卻在冒火，“以後呢？”

“門口那個堂區神父走回來，非常安靜地說：‘對不起，弄亂了你的賬。不過這多余的是用來付那窗戶的。’我說，‘什麽窗戶？’他說，‘就是我要打破的這扇窗戶。’他用他的傘把這倒黴的窗玻璃給打破了。”

三個客人一齊叫了起來，警察氣都喘不出來地說：“是我們在追的逃跑了的瘋子嗎？”侍者饒有興趣地接著講他的故事。

“有那麽一瞬間，我簡直給弄昏了頭，什麽也做不了。那個人走出去會合他的朋友轉過街角。然後他們兩人飛快地走上布洛克街，盡管我繞過那些擋路的東西去追他們，但也沒能追上。”

“布洛克街！”偵探一說服他的兩個外國同事，就開步往那條大街飛奔而去。

隨後的旅程把他們帶過一條像隧道一樣的光禿禿的磚路，街道上燈光稀疏，窗戶罕見，仿佛是一條修在所有建築物背後的街道。暮靄漸深，就連那個倫敦警察也難於分辨出他們是在往哪個方向走。不過偵探卻相當有把握，他們終歸會到達漢普斯泰德的荒原某地。突然，一扇裏邊點著煤氣燈的凸出的窗子，在暮色中像牛眼燈一樣地突現出來。瓦倫丁在一家裝修得花裏胡哨的小糖果店前面停了一會兒，稍稍猶豫後便走了進去。在五彩繽紛的糖果中，他十分莊嚴地站住，小心仔細地買了十三支巧克力雪茄——顯然他是在準備一個開場白，但已經不必了。

店裏有一個態度生硬，年齡稍大的女人，滿臉疑問地望著他的優雅外表，當看到他身後的門口堵著個穿藍制服的警察時，女人的眼睛頓時警覺來。

“唷，”她說，“你們要是為了那個包裹而來的，那麽我已經把它寄走了。”

“包裹！”瓦倫丁重覆道，這回輪到他用疑問神色望著對方了。

“我是說那個紳士留下的包裹，那個教士紳士。”

“看在老天爺的份上，”瓦倫丁第一次真正地露出熱切坦率的神色，俯身向前道，“看在老天爺的份上，告訴我們到底出了什麽事。”

“嗯，”那女人有點懷疑地說，“兩個教士大約半小時前進來買了些薄荷糖，談了一會兒話，然後出去向荒地走去。但是過了一小會兒，其中一個跑回店裏說，‘我掉了一個包裹沒有？’噯，我到處看，看不到。所以他就說，‘不要緊，不過如果找到，請把它寄到這個地址。’他留下地址，給了我一先令作誤工錢。奇怪的是，後來竟然在剛才找過的地方找到他掉的一個棕色紙包，我按他說的地址寄走了。現在我想不起詳細地址了，好像是在威士敏斯德什麽地方。那個東西那麽重要，我想警察也許是為這個來的。” （下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