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技術與時間》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區分工業技術與信息技術的框架。信息技術是工業技術的反向技術，因此具有革命性。一般人對此難以置信。不信，就來看思想家怎麼想同類問題。

在海德格爾之前，西方人對技術的看法是外在的，看到的只是技術的中介性質，即所謂代具性。認為技術異化反對人本身的原因，在於技術外在於人的本質。這種觀念的代表是盧梭（老子、莊子也是這樣認為），他把人的本質理解為與技術對立的自然性，因此從根子上就與人本身不相容。而斯蒂格勒反對這種說辭。認為技術也是人的內在本質的一個方面。換算成盧梭的話語，相當於認為，人有技術（反自然）與自然雙重本質，技術異化不是技術從人的外部反對人的本質，而是人的本質自身就存在技術性與自然性這一對矛盾，技術異化是人自身的矛盾，是人自身內部反自然的那一面在反對自然的那一面。

斯蒂格勒將同質性、異質性的含義區分引入了對技術本質的分析，說明技術代表人類本質中本身具有的兩種相反性質。他用時間性來刻畫人類本質，「時間性的意義不僅僅取決於死亡，而且取決於來自性的差異的繁殖。」死亡隱喻的是基於同質性的理性，而繁殖隱喻的是基於異質性（如「性的差異」）的人性。

普羅米修斯原則是理性（物）的原則，用男人隱喻，隱喻的是專業化這種技術（以同質性為本的技術）。斯蒂格勒解釋說：「所謂理性，是因為技術的運用遵循因果關係這一理性原則，它既改造現實又屬於現實。」愛比米修斯原則是人性（心）的原則，可以用女人隱喻，隱喻的是多樣化這種「技術」（以異質性為本的技術），代表的是多樣化、異質性、不確定性、非決定性（自由意志）、情感、性……等

技術只是效率，是中性的。它的代具性、中介性本身，並不天然構成異化，也不天然傾向復歸；它並不天然構成專業化效果，也不天然傾向多樣化效果，它是中性的。如此，則回答某種技術本身對全要素生產率有什麼改變時，不能只考慮同質性這一邊，還要考慮異質性這一邊。不光有「改了沒改同質性技術」這一問，而還要問「改了沒改異質性技術」這一問，才全面。

斯蒂格勒用了一對特有術語「死亡」與「遺忘」，標稱人自身的兩種相反本質，及所外化為的兩種技術相反相成的特征。他從西方神與人的分立開始剖析這對關係。神是不死的，人是有死的。死在這裡代表的是（心物二元的）理性。物是不「死」的，人是有死的。人在活而有死的狀態追求不死——相當於在不確定性中追求確定性，在異質性中追求同質性——構成了人的第一重自我矛盾，從中產生了追求普羅米修斯技術（專業化技術）的原初動機。

原來心物一體的人希望物化的初始動因，是要追求與心相反的特征，物是不死的，將這個特征神化，就變成了神這個隱喻。它代表的是理性的確定性、存在的同質性。這概括了「什麼」與空間、男人、專業化的內在聯系。這是從心物二元的物化技術觀看到的東西。

遺忘則是一個相反過程。人類技術還有相反的一面，即遺忘的一面。表面上，愛比米修斯遺忘給人類分派專門化的技能，只是一種個人行為，但經過斯蒂格勒的重新闡釋，變得了一種人類的選擇。遺忘的對象是工具理性（即死亡，或者說是對生與死的分別的自覺），用中國古話說，叫坐忘。坐忘是一種進入澄明（誠明）狀態的冥想，要進入的是心物一元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遺忘的是對死亡的恐懼，要去除心物之別，不再在意有死的人與沒有死的物之間的區別。也可以理解為，人類一旦遺忘理性與物化的好處，就會回歸心性狀態（時間、女人、多樣化技術）。

愛比米修斯就代表人類本質與技術的另一面，如差異、多樣化、異質性、不確定性、非決定性（自由意志）、情感、性……斯蒂格勒沒有想到，但可以順著邏輯得出的一個推論是：從愛比米修斯這一面中，可以導出另一種技術，即以信息技術與生命技術為代表的異質性技術，或提高多樣化效率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