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從人的這對基本矛盾出發，劃分出技術的相互對立的兩種原則，「古希臘的技術神話給歐洲語言留下兩個得自神的共同的概念：普羅米修斯原則和愛比米修斯原則。」其中，死亡就是普羅米修斯的原則，死亡喻指心物二元對立中「物」的原則（理性原則）；而遺忘則是愛比米修斯的原則，愛比米修斯原則即是指通過對過去失誤的反思獲得的經驗積累，遺忘喻指心物二元對立中「心」（「誰」）的原則（人本原則）。

死亡這個隱喻，源自西方特有的理念。與中國人的仙是以對自然的推崇為背景不同，西方人的神是以對理性的推崇為背景。「人類起源只有放到神的起源之中才有意義」，人與神的區別「涉及的是人（死）與神（不死）的關係，因此，人類起源說首先就是死亡說」。在西方觀念中，神是不死的，而理性是普遍永恆的，因此神是等於理性的；而人是有死的（原子論的個體是有限的），人要成為神，必須掌握理性。普羅米修斯通過盜竊獲得火，就是人類掌握工具理性的象徵。因此死亡與工具理性型的技術（專業化技術）是對應的。「人類在這個背景意義上，通過雙重過失——尤其是盜竊——獲得神性，為不死的神設立祭壇」。

遺忘這個隱喻，典出古希臘。柏拉圖說，回憶是對理性層面之上的「上界」的覺悟，這個上界代表工具價值（理性）之上的目的意義，對應中國人說的「悟」（即超越經驗與理性之上的直覺或本質直觀）。人們對於這種目的意義層面道理的覺悟，分「記載記憶」與「回憶記憶」兩類。前者依托於中介（如神秀[606年—706年]依托形式化的東西漸悟），後者是直接的（如六祖不識字而悟道）。

技術屬於「記載記憶」（載於中介上的記憶），後者直接靠大腦回憶。「記載記憶有玷污回憶記憶的危險」，意為，技術由於其代具性，容易使人沉迷於工具理性。例如，由於死扣字面意義（語形）而迷失了本義（語義）。回憶的對象是事物的目的意義，如果回憶被「記載記憶」所劫持，以致「望文生義」——背離語義之本，而逐語形之末，則要通過「遺忘」這種類型的（去中介的）回憶，來復歸「回憶記憶」。

愛比米修斯原則中的遺忘，代表了「誰」（「心」）的原則。這一原則「即構成與『什麼』關係的遺忘」（按：「物」對應「什麼」），「並由此構成那個在對經驗的一遍遍重新記憶中沉思其『過失』和遺忘的『誰』」。意思是，按照心所代表的異質性的原則（意義原則），要遺忘工具理性代表的「物」（「什麼」），不為物役。並在對異化的反省中，從物回到心，從工具理性回到人本身，覺悟到人是技術的主人，不能反被物化的技術所支配。

遺忘與「喪失記憶」相反。喪失記憶相當於「忘本」，是指人們對最初原型記憶——這個一切毋庸置疑的推理和意義的基石——的喪失，如斯蒂格勒說的「技術化就是喪失記憶」。 遺忘則是指忘掉工具理性的技術，回到本源。這個遺忘是得魚忘筌中的忘。所以這是雙重忘記（斯蒂格勒稱為「雙重過失」），是忘記忘本這種「忘記」。

愛比米修斯技術是一種遺忘類型的技術。信息技術與生命技術都是一種延異型的技術。延異是德里達的核心概念，是指差異之流。斯蒂格勒是德里達的弟子，他當年出於反叛理念而搶劫銀行（專搶自己存款的銀行，認為搶自己存的錢有理），是德里達探監發現了這個思想天才。斯蒂格勒用延異的思想，將海德格爾的此在（差異化存在），發展為「已經此在」（時間之流中的差異性）。信息技術就是一種征服延異的技術，或以處理延異為所長的技術。延異對應大數據就是variety（非結構化數據），對應經濟就是variety（顯示質量、創新差異度的品種）。信息技術革命的本質，就是電子和商務這兩種variety的「人槍一體」化。

延異型的技術強調當下與此在的異質性，同時時空這些點又是綿延不絕的。數字信號與基因信號的錄制與播放，只不過是生生不息這一過程的實現形式。信息傳播與基因遺傳，無非是意義運動的方式。更根本之處在於，信息技術與生命技術都是專注意義本身的，得意義之魚而忘信息或基因之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