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首先以女人比喻愛比米修斯技術的多樣性這種特征。「至於愛比米修斯，他的過失在於接收了宙斯的禮品——女人，這個美麗的惡。宙斯的第二次報復就是造成性的差異。」 斯蒂格勒甚至用潘朵拉來比喻這種多樣性，認為她帶來的甕罐（意同elpis，「期待」）代表女人之腹，代表對多樣性可能的孕育。性的本質就在於差異，如果說男人比喻無差異和死，女人代表的則是差異和生。感性的性差異被對應繁殖與對應理性的死亡相對起來。「時間性的意義不僅僅取決於死亡，而且取決於來自性的差異的繁殖。」

接著，差異又被直接對應於不確定性，與理性的確定性相對起來。愛比米修斯「就是在這個不確定性的問題上出現的」。不確定性對應的是與時間相關的可能性，過去是確定的，普羅米修斯技術對應的理性，代表確定性，決定性；而愛比米修斯技術對應的多樣性，代表不確定性、非決定性。未來是不確定的，一切皆有可能。

對信息技術革命來說，《技術與時間》具有了劃時代的啟蒙意義，它引導我們不只是從技術本身角度理解什麼是信息革命，而從人的角度——不同技術如何代表不同的人，不同生產力如何代表不同生產關係的利益的角度——理解什麼是信息革命。從而把信息革命理解為信息技術革命與信息價值革命的統一體。

那些認為信息革命除了技術，沒有帶來什麼新東西的人（典型如宗慶後），潛意識中對技術本身就沒有全面理解。他們缺省的技術定義，只有一種，即工具理性技術，也就是普羅米修斯技術，這種技術對應的商務，是提高專業化效率。他們把專業化效率當作效率的全部。如果他們熟悉專業經濟學家的術語，新經濟沒有什麼新東西，可以表述為信息技術沒有改變全要素生產率的效率本質，因此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

但是，恰恰在這裡，那些被信息革命席卷得暈頭轉向的人，出現了歷史性的漏算：技術有兩種——工業技術（普羅米修斯技術）與信息技術（愛比米修斯技術）；效率也有兩種——專業化效率（普羅米修斯技術的效率）與多樣化效率（愛比米修斯技術的效率）。

楊小凱曾說：「多樣化和專業化的發展是分工發展的兩個方面」。這個時代的宗慶後們，把斯密的分工，理解為只有專業化一個方面。

斯蒂格勒指出，「作為愛比米修斯的標記的盲目和積極的遺忘，這就是技術性中的相關差異、重復（延遲的相關差異）」。在這裡，斯蒂格勒超出了把技術與專業化技術劃等號的主流見解，認為「所謂技術性，必須從廣義上來理解，就是一種相關差異的必然」，它與代表為了目的忘記手段的「缺陷」聯系在一起。例如藝術家、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創新者，都有可能有這種「缺陷」——不專注於異化的技術，而忘情於人的「美好生活」做事情。

從這個角度看技術本身，圖靈問題的實質，就是把活的效率（心的效率、愛比米修斯的效率）與死的效率（物的效率、普羅米修斯的效率）合而為一。CPS就是把有靈的系統（信息系統），與沒有靈的系統（物理系統）合成為一個系統，從而實現心物一元。用段永朝的話說，這叫萬物有靈論的某種復活。儒學稱之為一體之仁。這個仁，也指不麻木，如物聯網有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