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MEN LEA DEGE 面對疫情,存在主義哲學為再次流行?(5)

薩特正確地看到,以《鼠疫》中的塔魯為代表的這種流亡觀念表達了一種矛盾,即暴力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合理的。薩特堅稱,加繆對這種悖論的回應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論調”,就像他的西西弗斯一樣,仍然遭受著譴責,但無法改變現實。事實上,加繆對他的祖國阿爾及利亞不斷升級的衝突感到絕望,這有效地招致了一場同時發生在兩邊的“瘟疫”,即為獨立而戰和引發了法國的鎮壓。最後,他主動選擇了沈默。政治現實主義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很好地抓住了這個問題,他承認加繆的行為是出於同情和對正義的渴望,但他總結說,加繆在道德上的沈默“並沒有成功地超越一個善意的殖民者的心態”。

顯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不久發生的暴力衝突,讓法國的存在主義者變得更激進了,只不過以相反的方式:薩特主張每個人的手都是骯髒的,而加繆則擁護一種非理性的立場,盡管理性和人的尊嚴本身沒有意識,但是他們有著最高的價值。阿倫特認為,兩者觀點的共同點比他們想象的還要多。他們分享了虛無主義的英雄姿勢,與海德格爾一起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建立了人類世界。在用虛無代替存在的過程中,他們成為了自身試圖克服的、最傳統的本體論的一部分。諷刺的是,阿倫特相信雅斯貝爾斯(今天四個人中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將成為未來的存在主義者,因為他是唯一一個能夠用語言表達不確定性的人,這種語言不受本體論的影響,但卻能夠使人們跨越各種差異,緊密聯系在一起。


這四種觀點都提供了豐富的故事,告訴我們如何失去和獲得控制。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似乎是,懷疑、易錯性和專注的脆弱根基很快就被主觀和客觀真理、非理性和理性確信的二元狀態所支配。雖然回歸確定性的原因大同小異,有時是因為它是有效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令人震驚的是,我們對二元確定性之間存在的、人類生活的具體現實知之甚少。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存在主義女權主義者波伏娃,可能對這些模糊的領域特別敏感,直到她放棄了對細微之處的關注,並在40年代後期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她在《模糊性的道德》(The Ethics of Ambiguity,1947)中指出,模糊性是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的任務不能是掌握、浪漫化或擺脫模糊性。相反,應該與其建立聯系,並將其轉化為文化和制度現實。 的確,波伏娃提出了一個富有成果的想法,即我們需要能夠失去和獲得控制權,對早期的信念提出質疑並找到新的答案——一個充滿批判的生活也需要穩定。

存在主義者知道,一旦危機結束,誓言和承諾就很容易失去力量。但是,盡管存在主義提供了所有現象學上的豐富性和對例外生活的洞察,它卻很少提及未知領域的真實輪廓,並對我們的脆弱如何在時間中顯現出來,以及其如何塑造具體的制度、法律和儀式隻字未提。哪些政治條件和文化習俗允許犯錯?我們如何確保弱勢群體得到應有的報酬?怎樣確保我們的學校不僅教會人們如何成功,而且教會人們如何失敗?記憶在多大程度上與負罪感有關?為什麽反對氣候變化的政治鬥爭,沒有更加堅定地反映我們的脆弱性?存在主義很少面對這些類型的問題,但如果把目光從這些問題身上移開,就有可能使存在主義所批評的“無思” (thoughtlessness)成為永存的現實。 未來的存在主義對話,將需要認真對待這些制度上和實踐上的觀察,以建立一個忠於自由和存在主義不確定性,並對此有著強烈呼籲的社會。(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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