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正確地看到，以《鼠疫》中的塔魯為代表的這種流亡觀念表達了一種矛盾，即暴力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合理的。薩特堅稱，加繆對這種悖論的回應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論調”，就像他的西西弗斯一樣，仍然遭受著譴責，但無法改變現實。事實上，加繆對他的祖國阿爾及利亞不斷升級的衝突感到絕望，這有效地招致了一場同時發生在兩邊的“瘟疫”，即為獨立而戰和引發了法國的鎮壓。最後，他主動選擇了沈默。政治現實主義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很好地抓住了這個問題，他承認加繆的行為是出於同情和對正義的渴望，但他總結說，加繆在道德上的沈默“並沒有成功地超越一個善意的殖民者的心態”。

顯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不久發生的暴力衝突，讓法國的存在主義者變得更激進了，只不過以相反的方式：薩特主張每個人的手都是骯髒的，而加繆則擁護一種非理性的立場，盡管理性和人的尊嚴本身沒有意識，但是他們有著最高的價值。阿倫特認為，兩者觀點的共同點比他們想象的還要多。他們分享了虛無主義的英雄姿勢，與海德格爾一起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建立了人類世界。在用虛無代替存在的過程中，他們成為了自身試圖克服的、最傳統的本體論的一部分。諷刺的是，阿倫特相信雅斯貝爾斯（今天四個人中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將成為未來的存在主義者，因為他是唯一一個能夠用語言表達不確定性的人，這種語言不受本體論的影響，但卻能夠使人們跨越各種差異，緊密聯系在一起。

這四種觀點都提供了豐富的故事，告訴我們如何失去和獲得控制。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似乎是，懷疑、易錯性和專注的脆弱根基很快就被主觀和客觀真理、非理性和理性確信的二元狀態所支配。雖然回歸確定性的原因大同小異，有時是因為它是有效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令人震驚的是，我們對二元確定性之間存在的、人類生活的具體現實知之甚少。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存在主義女權主義者波伏娃，可能對這些模糊的領域特別敏感，直到她放棄了對細微之處的關注，並在40年代後期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她在《模糊性的道德》（The Ethics of Ambiguity，1947）中指出，模糊性是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的任務不能是掌握、浪漫化或擺脫模糊性。相反，應該與其建立聯系，並將其轉化為文化和制度現實。 的確，波伏娃提出了一個富有成果的想法，即我們需要能夠失去和獲得控制權，對早期的信念提出質疑並找到新的答案——一個充滿批判的生活也需要穩定。

存在主義者知道，一旦危機結束，誓言和承諾就很容易失去力量。但是，盡管存在主義提供了所有現象學上的豐富性和對例外生活的洞察，它卻很少提及未知領域的真實輪廓，並對我們的脆弱如何在時間中顯現出來，以及其如何塑造具體的制度、法律和儀式隻字未提。哪些政治條件和文化習俗允許犯錯？我們如何確保弱勢群體得到應有的報酬？怎樣確保我們的學校不僅教會人們如何成功，而且教會人們如何失敗？記憶在多大程度上與負罪感有關？為什麽反對氣候變化的政治鬥爭，沒有更加堅定地反映我們的脆弱性？存在主義很少面對這些類型的問題，但如果把目光從這些問題身上移開，就有可能使存在主義所批評的“無思” （thoughtlessness）成為永存的現實。 未來的存在主義對話，將需要認真對待這些制度上和實踐上的觀察，以建立一個忠於自由和存在主義不確定性，並對此有著強烈呼籲的社會。（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