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18世紀中西方的實力對比，我們往往只能從西人當時的報道找尋中西之間差異的依據。這是因為國人當時基本上缺乏遊歷歐洲的經驗，因而也就無法根據中方文獻對中、西方之間的差異（差距）進行真實對比，也就無從談起從中國士人的文獻了解其對比中西方的真實感受。西人的記載當然帶有成見、偏見、誤會，甚至盲點，但西方當時與中國的接觸畢竟已有相當的規模，故對他們留下的文獻材料我們須加仔細甄別，但不可簡單否定、棄置不用。在這場中西方對話中，西方是主動者，中國只是“受容”的掌控者。

三、康雍乾盛世下潛存的危機因素

戴逸先生在比較中西走向現代化的路程時深刻地指出：“西方國家走向資本主義是由幾個世紀的長期進程所準備起來的，是很多領域近代因素的匯聚、成長的結果。近代因素的積累和成長是一個靜悄悄的、未被覺察的緩慢過程。”“18世紀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輝煌，實則正在滑向衰世淒涼。可當時中國沒有人能夠認識清楚這一歷史真相，只有歲月推移，迷霧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瘡才逐漸暴露。歷史的悲劇只有在悲劇造成以後很久時間，人們才會感到切膚之痛。”[28]戴先生的這一看法值得我們深思。他主持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課題研究及其相關成果，反映了對這一認識的深入和細化。 

誠然，戴先生視“18世紀是世界歷史的分水嶺”這一觀點可以商榷，他可能將中西之間的差異提早了一個世紀。美國加州大學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根據自己對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建構關係的研究，提出1800年以前並不存一個經濟中心，仍是多元的世界。19世紀以後，英國經過工業革命才脫穎而出，歐洲才真正領先於亞洲，世界才產生近代意義上的“大分流”或“大歧變”（The Great Divergence）。[29]另一位加州派學者王國斌（R. Bin. Wing）從經濟變化、國家形成、社會抗爭三個方面來做中國和西歐的歷史的比較研究，提出以“中西互釋”的方法進行中西比較更為恰當，即一方面以歐洲經驗來評價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方面則用中國經驗來評價歐洲。

他以這種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和明清時期的中國，經濟變化的動力頗為相似，直到19世紀，它們才變得截然不同。歐洲的農村手工業被城市的機械化工廠工業所代替，更適用於新古典主義的以儲蓄和投資為動力的增長理論，而中國經濟雖因西方的入侵，擴展了貿易和市場，但主要是擴大了斯密型勞動力運作的空間，並未根本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30]他們的觀點引起一些中、西方學者的呼應和爭議。

[28]戴逸：《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頁。

[29]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