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形象還見於戰國秦漢《易》學文獻。《左傳》《國語》多次記載《易》占，但從未論及其起源問題，至《系辭》《說卦》乃關注卦象、卦爻辭的形成，並提出兩種說法。其一被置於天人關係的語境下，以作《易》者為「聖人」伏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79)

這是一個由認知到再創造的過程，《系辭》對此有進一步闡釋：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80)

伏羲作卦的關鍵在於獲「知」幽明、死生、鬼神之實，這里雖然涉及精氣、遊魂、鬼神等神秘知識，但其觀天察地、原始要終的認知方式則深具理性色彩。《系辭》全面塑造了「天」與「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總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81)《易》卦的產生雖依托於天地萬物，但只有經過聖人窮理盡性的認知過程和創造性的卦爻設計才得以實現，由此形成的《易》卦也就成為「彌綸天地之道」，(82)卻又獨立於天地的象征體，足以窺知天機、占測禍福。《系辭》進而將網罟、耒耜、舟楫、杵臼、弧矢、宮室等器物的發明，以及市場、棺槨、書契等製度的建立均歸因於《易》卦，後者儼然成為人類文明的淵藪，開啟了人類篳路藍縷，自主建立文明體系的大幕。可以發現，盡管以天人互動取代「天理」與「人欲」的對立，但《系辭》對於伏羲作《易》的描述與《樂記》中先王製禮作樂的機制仍頗為相似。(83)《系辭》所謂「天下之理」「天地之道」即《樂記》之「天理」，而伏羲與「先王」均基於對此至理的體認，以天地、萬物為素材創造出某種文化形態，將其作為載道之具，二者均彰顯出「人」的獨立價值，其過程則同樣具有高度個人化色彩。

有趣的是，《系辭》還有關於「作《易》者」身份的另一種敘述：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84)

與伏羲所作說不同，這位「作《易》者」憂於亂世，又不敢直陳其事，只能以危辭表達戒懼之心。《系辭》並未將「作《易》者」指向文王本人，至司馬遷則徑以文王拘而演《易》為說，最終形成兼顧伏羲、文王與孔子的「三聖說」。(85)《系辭》對兩位「作《易》者」身份的建構分別對應於《樂記》所論天人關係和四家《詩》所論衰世遭際兩種語境，折射出三者對創作者個性、理性和修辭能力的共同關注。

這兩種語境在《春秋》公羊學中被融為一體。在《公羊傳》中，「麟」以瑞獸而獲於亂世，這已然昭示著天道淪替；顏淵和子路之死更使孔子發出「天喪予」「天祝予」的悲嘆，在緊張的天人關係和「撥亂世，反諸正」的現實壓力下，「君子」作《春秋》「以俟後聖」，實現了「堯舜之道」的傳承。(86)盡管孔子曾宣稱其「述而不作」，但經過《孟子》《公羊傳》以至董仲舒、司馬遷，孔子終於被塑造為「厄而作《春秋》」的又一位「作者」。(87)

(78)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3314頁。

(79)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179頁。

(80)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160頁。

(81)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170、189頁。

(82)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160頁。

(83)《系辭》「天尊地卑」至「一寒一暑」與《樂記》「天尊地卑」至「而百化興焉」兩段本就存在互見關係。(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156-157、3319-3320頁)

(84)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165、186、188頁。

(85)《系辭》以《離》《益》《噬嗑》等重卦為伏羲所作，可知「人更三聖說」是漢儒為了整合《系辭》中兩位「作《易》者」而建構的彌縫之說。(《漢書》卷30，第1704頁)

(86)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5114頁。

(87)《漢書》卷62，第2735頁。關於戰國秦漢士人對於孔子「作者」形象的塑造，參見程蘇東：《書寫文化的新變與士人文學的興起——以〈春秋〉及其早期闡釋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