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說符號首先是解釋項的時候，我們是說，符號首先是一種響應。我們也可以說，符號是一種反應——但前提是：「反應」得理解為「解釋」（這是查爾斯•莫里斯的行為主義所確立的，它與機械論相對立）。

為了避免字面的聯想，我們傾向於使用「誘發—響應」這對術語，而不是「刺激—反應」。即使是對某一刺激（或者更恰當地說，是誘發）所作的「直接」響應，也絕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直接，因為這種響應要以解釋為「中介」。除非我們是研究「反射作用」，否則的話，表達響應就意味著識別誘發，將其置於某一語境，使之與已知行為參數相關聯（這些行為參數可能涉及簡單的行為類型，如獵物—捕食獵物者模式，也可能涉及人類世界中更為復雜的與文化價值相關聯的行為）。因此，符號首先是一種解釋項，是一種響應，通過這種響應的解釋，另外某種東西才能被看作符號，從而成為被解釋項，而且，還能夠生成一個開放的、由其他符號組成的符號鏈。

符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多義性和單義性。信號可以定義為相對單義的符號，或者更恰當地說，是一種多義程度較低的符號。

I.3 配角：解釋項

假如符號是符號過程中的主要演員，那麼，解釋項就是其必不可少的配角。
皮爾斯在其符號學理論框架中引入了解釋項概念。皮爾斯認為，符號過程是一個三元過程，其成分包括符號（或再現體）、對象和解釋項：「在真正的三分結構中，一個符號或再現體是第一性的，它與第二項、即對象相關；這樣它就能決定第三項、即它的解釋項，假定了解釋項和它本身﹑以及對象在同一個三分關係中是與同一個對象相關的」（CP 2.274）。因此，符號代表某物（其對象），這種代表關係依靠的是「中介決定作用」（CP 8.343），「[這種代表關係]並不體現於所有方面，而僅僅是通過思想」（CP 2.228）。然而，符號僅僅在決定了解釋項之後才能代表某物，該解釋項「立即被那個對象決定」（CP 8.343）：「符號在解釋項符號和其對象之間作中介」，條件是，第一個符號在某一方面或思想或基礎上被其對象決定，並決定著解釋項，「從而讓解釋項與對象發生關係，對應於它本身與對象的關係」（CP 8.332）。

一個符號的解釋項是另一個符號，是前一個符號在解釋者心中創造的符號。這就是「一個等價的符號，或者也許是更為發達的符號」（CP 2.228）。因此，解釋項符號不可能等同於被解釋項符號——它不可能是一種重復——恰恰因為它是經過中介作用的、解釋性的，因而是新的符號。對於前一個符號來說，解釋項是一種響應，因此，它開始了一個新的符號過程。

(作者: [意] 佩特里利蘇珊·彼得里利, [意]奧古斯托·蓬齊奧; 原作名: Semiotics Unbounded：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譯者: 王永祥, 彭佳, 余紅兵;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