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也好，「奮力」也罷，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這兩個人差不多都達到了先知先覺的「聖人」境界，並受到各自民族的認可與尊重。遺憾的是他們鐘情的「自然」至今並未因此得救。在陶淵明撰寫他的《歸去來兮辭》（公元405 年）一千六百年之後，在梭羅撰寫他的《瓦爾登湖》（公元 1849 年）一百六十年之後，「自然」終於還是無可挽回地淪落到瀕死的邊緣。更為悲慘的是：死去的不但有作為人類生存環境的自然界，也還有人心、人性中那素樸、率真的「自然」。

是誰謀害了「自然」？把「自然」送進了死地？對於發生在人類文字記載 的這段歷史來說，尤其是對於人類社會飛速發展的工業社會 300 年來說，似乎找不到第二個理由，唯一的「嫌疑犯」是人類，是人類的文明。或確切一點說是人類文明中占據支配地位的那些主流意識。2007 年春天，在中國科學家協會舉辦的「高科技的未來：正面與負面影響」的研討會上，中國科學院的董光璧教 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余謀昌教授都明確提出人類文化本質上是反自然的觀點： 一切文化都反自然，沒有一種文化不是反自然的。對於這個命題，我認為應當做出一些限制性的補充：一是應將「文化」更換為「文明」，以突出人類文化中 「物質性」、「體制性」的部分；二是並非人類文化的全部都是敵視自然的，而 是在文明社會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那部分文化，應對自然之死負主要責任。在人類的文化中，尤其是人類的精神文化中，畢竟存在著如像陶淵明、梭羅這樣 站在自然的立場上，全力維護人與自然協調的詩人、文學家。也正是這些人，身體力行地對人類文明進行著不懈的反思與批判，維護著自然的整全與完美——  哪怕僅僅是在一個文學想象的虛擬空間裏！

面對自然之死，詩人的價值和意義應該得到重新評估。海德格爾曾把這個自然瀕死、人性淪落的時代稱作「貧乏的時代」，有時也把它稱作「危險的時代」 他堅信「哪裏有危險，哪裏也有拯救」，而拯救的希望正在「貧乏時代的詩人」。「貧困時代裏作為詩人意味著：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之蹤跡。」1按照金嶽霖先生在《道、人與自然》一書中的解釋。漢語文化中的「自然」，即是天地自然，也包括人性中的自然，幾類於西方的「神」。2詩人們吟唱著去尋覓遠逝的諸神的蹤跡，就是在尋覓自然、呼喚自然、守護自然，為瀕死的自然招回遠逝的靈魂。

回望人類走過的歷史進程，那些崇尚自然、吟唱自然的詩人，那些崇尚自然同時又在對抗、批判著人類文明的詩人，那些批判著人類文明同時又不得不悖逆

歷史發展向往著退隱、回歸的詩人，已經獲得新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決不僅是一種閑情逸致，那還是人類渴望在精神上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心境，是一種在詩意中棲居的生命存在方式；梭羅在瓦爾登湖上的守望也不只是對湖光山色的迷戀沈醉，那還是發自人類天性幽微之處對於現代工業文明的反思，是對於人類前途、人類最高幸福的憧憬。

當然，這裏所說的詩人不僅僅是陶淵明和梭羅，還有海德格爾引為同道的 裏爾克與荷爾德林。甚至也不僅僅是那些寫詩的人，還應包括一切詩性未泯的人 包括那些擁有詩性的小說家、藝術家、哲學家、宗教家及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或許， 一些最富有良知的科學家與政治家也會加盟到詩人的行列中。是否可以這樣期待到了蔥蘢的詩意滋潤了人類中大多數心靈的時候，人類文明或許將獲得新生， 自然也就有救了。

1 【德】《海德格爾選集》上冊，孫周興主編，三聯書店 1996 版，第 410 頁

2 參見金嶽霖：《道、人與自然》，三聯書店 2005 版，第 151 頁

（原題：詩人與自然之死；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自然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及其演替」(03bzw007)的中期成果。見《跨文化對話》26輯；生態文明專號；頁1至10；樂黛雲，(法)李比雄主編；ISBN/ISSN ：978-7-108-03429-8; 北京 三聯書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