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他們在各自民族的文學史上的傑出貢獻。

處於不同時空、不同種族的陶淵明與梭羅，他們都在「種豆」、「鋤草」的時候收獲了文學上的莊稼。他們種下的不僅僅是豆子，黃豆或豌豆，同時也種下了他們各自的德行、旨趣、情志、理想，因而他們也收獲了散文、收獲了詩歌。他們的詩文猶如田野上的花朵、樹林中的鳥鳴、天上的白雲、山間的溪水，是屬於自然的，屬於農耕時代的，屬於一顆質樸、真率的心靈。梭羅說過，田園風光中最珍貴的還不是豐碩的收成，而是「詩意」，要靠詩人精心提取。只是由於時代的錯位與個人氣質上的差異，陶淵明更鐘情於田園，梭羅則更傾心於荒野，陶淵明最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田園詩」的宗主，梭羅則開創了美國文學史上「自然隨筆」的範例，兩人分別為世界文苑貢獻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文體。

以上五點大體歸納了梭羅與陶淵明的相同或相通之處。他們之間當然也還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還不只是表現在一位終日與酒相伴，一位滴酒不沾；一位兒女成群，一位終生未娶；一位主要寫詩也寫散文，一位主要寫散文也寫詩歌。

首先不同的是他們各自面對的時代與社會現實。生活在中國東晉末年的陶淵明所要逃避的是腐朽的門閥氏族制度、虛偽的名教典章對人的本真天性的約束與戕害，是頻仍無端的戰亂給人生帶來到苦難與兇險，陶淵明的退隱與回歸多少帶了些「聖人韜光」、「賢人遁世」的無奈。而生活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人梭羅，面對的是洶湧澎湃的工業化浪潮對傳統農耕社會的全面沖擊，是高速發展的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對人的心靈的物化，人心與自然環境同時遭遇現代化的脅迫。梭羅走進瓦爾登湖畔的山林之中，不是逃避，不是退隱，而是在做一場「實驗」，甚至是為了取得例證向現代社會奮起挑戰。梭羅在潛入自然的時候心有旁騖，因此他不總能做到像陶淵明那樣靜穆、悠然，他的文字中更多了些憤激焦灼、抗爭、駁難，有時不免鋒芒畢露，像一位十九世紀的「憤青」。他在推行自己的觀念時甚至寫下這樣的句子：「必須先把人們透過一個強有力的壓榨機， 把他們的舊觀念壓榨出來，使他們不再能夠用兩條腿直立……要不這樣做什麽努力都是白費。」1梭羅給人的印象是在素樸的、聖人的形象上又添加了些「救世英雄」的光輝，陶淵明顧及的只是自救與救心。梭羅畢竟是一個西方人，一個美國人。

也許仍然基於東、西方的差異，在走近自然、同化自然的過程中，二人的途徑也存有明顯的差別。梭羅雖然被西方學者冠以「超驗主義作家」的名號，但在通往自然真諦的道路上他仍不得不時時借助理性，借助知識，乃至借助運算， 如他在「冬天的湖」一章中表現出的精細的測量技術。在通往自然的秘奧時他還不能忘掉借助「梯子」。而東方的陶淵明通過感悟則往往「一步登天」，他可以在渾然不知的心境中達成「天人合一」，使自己的身心完全融會於自然，這就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那種境界。可不可以這樣說：「雲無心以出岫」——陶淵明「無心」卻使自己成為了「陶淵明」；「掂把斧子進山林」——梭羅「奮力」終使自己成為了「梭羅」。

1 【美】梭羅《瓦爾登湖》，徐遲譯，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版，第 2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