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方面造就了微文化時代的碎微化的新主體性，其特征體現在微認知、微思維和微情感。晚近流行的許多文化主體性概念，多少都與這種主體性有某種關聯，從“文青”到“小資”“小清新”“屌絲”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帶有微主體的特征。盡管無需從價值觀上簡單化地對微主體做出判斷，但需要思考的嚴肅問題是，微主體的主體性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複雜關係，和與現代公民性建構的複雜關係。在中國這個正處在深度轉型的社會中，公民性的建構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中國現代社會公民性，需要的是某種具有整體把握能力的理性主體，這樣的主體應該具備對複雜性問題的完整理解力和判斷力，需要超越傳統總體性而建構新的多元總體性的理性能力。而從以上分析看來，微主體似乎無助於建構這樣的公民性，無助於建構這樣的理性主體的整體性理解力與判斷能力，反而有可能對現代公民性的整體認知結構形成造成某種障礙，使人趨向於簡單化的判斷和情緒化的過激反應。

其三，對微裝置的依賴。微文化的出現也是信息傳播硬件和軟件技術革新的結果。換言之，文化的碎微化依賴於各種新技術以及相應的裝置，從手機到電腦，從電子閱讀器到DV攝影裝備，再到各種新奇的界面和炫目炫酷的信息技術，都越來越趨向於便攜、移動和微型化。微文化在技術上說到底是各種移動和傳播技術新裝置的產物，這些新裝置在推出並廣泛社會化的同時，不只是具有工具性的意義，而且具有技術哲學意義上的“裝置範式”功能。(13)


這些技術性的裝置不但是一個有使用功能的裝置，同時也是一個深刻影響人們思想、情感和行為的範式塑造者。習慣於某種裝置的使用者會在潛意識中對此種裝置及其背後的文化及其意識形態具有某種親近感，對其技術設置會有某種上手感，由此形成對某種技術裝置的依賴，並最終形成對某種技術裝置的“上癮”。

這種“上癮”體現在硬件和軟件兩個層面。從硬件方面說，就是對各種技術裝置的著迷或追捧，就像流行的說法“器材控”一樣，熱衷於微文化的人一定越來越對微裝置感興趣。一代裝置培育了一代消費者，他們習慣了某種裝置也就培育了對該裝置的依賴，而新裝置的出現會在看起來微小的變化中進一步強化他們對此一裝置的依賴。


更有趣的現象是，一代又一代的新裝置效率會越來越高，功能會越來越多，使用會越來越便捷，但它的使用周期卻會越來越短，一代又一代的產品在向消費者召喚，導致使用者對新的微裝置越來越高的期待和越來越強的“上癮”。對裝置範式的軟件“上癮”是對各種操作系統和界面的癡迷。微文化有賴於各種裝置把人與信息關聯起來，界面成為個體進入這樣關聯網絡的一個通道。

界面借助於操作系統幫助人選擇、思考和感知，就像麥克盧漢對媒介的描述一樣，界面也成了“人的延伸”。各式各樣的界面看起來給人以多種操作的選擇，其實所有選擇都是預先設置好的，它們是某種思維方式和情感方式的“配方”。一旦使用者進入某個界面，他或她就必須依照某種“配方”來行事，碎微化的思維、情感甚至行為方式也就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固化和強化。對某種界面的使用伴隨著看不見的“上癮”，越是熟練地使用就越是深度地依賴。而主體對微裝置的硬件和軟件越是著迷，就使我們的思維和行為也就越趨向於碎微化。

其四，微政治的出現。“微政治”是文化碎微化的必然產物，從微主體到微認知到微裝置，微文化在造就某種新的文化政治——微政治。所謂微政治是相對於傳統政治形態而言的，已全然不同於以往那種靠面對面溝通形成整體性的社會動員，以及由此形成的廣泛的社會實踐運動，因此它更多地呈現為局部性和技術性的訴求，碎微化或片段式的網上爭議和權益的表達。微政治的功能是一個很有趣也很複雜的問題，這些局部和碎微化的訴求在何種條件下，會形成整體的社會實踐，乃是一個複雜難解的問題。

一方面，微政治在社會和文化中創造了更多的表達縫隙、空間和可能性，但這些縫隙、空間和可能性如何形成相關性和結構性尚不清楚。另一方面，微政治由於分散性和碎微化，因此它與社會總體性實踐的關係也顯得很複雜，其社會動員的範圍和強度有時會超越傳統的社會動員，因此又隱含著巨大的潛能，所以對微政治的政治潛能難以預測。再一方面的問題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當人們沈溺於碎微化的海量信息，癡迷於各色新奇的刺激時，熱衷於傳播、分享、體驗各種各樣微信息，被微文化區隔為不同的狹小社群圈子時，微政治又隱含著使人們忘卻或遮蔽，那些重大的社會和倫理問題的可能性。

(13)“裝置範式”(deviceparadigm)是美國科技哲學家伯格曼提出的，他認為當代社會是一個裝置範式的社會，裝置範式在提供便捷和效率的同時，也在深刻地改變我們的觀念、行為和人際關係。參見AlbertBorgmann,TechnologyandtheCharacterofContemporaryLife:APhilosophicalInquir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