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寫作《子夜》時，可以說茅盾實際上采用了一種新的寫作手法，它更不依賴於個人的情感體驗，更切近於革命文學的理想模式。顯而易見的是，他有意識地將小說“當作了社會判斷的工具”，因而在這種方式下寫出來的《子夜》，不能不是一部主題先行的作品。[5](P285)之所以要主題先行，因為只有這樣，它才不致像在《蝕》、《虹》那樣受個人情感的掣肘，才能提供一個超越於個人欲望敘事的寬廣的框架，才有可能讓欲望主體——無產階級及其主宰的革命歷史運動得以全方位的展現。

在有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文藝理論家看來，經典現實主義的創作要使個人與社會歷史命運最緊密地結合起來。問題在於如何將個人化的欲望敘事與宏大的歷史敘事融為一體。個人畢竟是個人，他的全部活動常常無法被規整地化約到抽象的歷史意義的框架中。這也是茅盾在創作《虹》時遇到的難題。為了更有效地表達歷史發展的潮流，表達非個人化的欲望主體的意志，有必要對傳統的敘事模式作一番修正。

在《子夜》中人們可以一瞥這一修正後的成果：那一非人格化、抽象的欲望主體終於在作品文本中獲得了主宰性的地位。盡管作品中有著眾多的人物，有著豐富程度不一的情節線索，但並不具備獨立的主體性，他們都是從屬於那一欲望主體的牽線木偶。個人欲望的敘事先是被減弱，隨後被超越，融解在宏大的敘事話語中，而這一帶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革命化的宏大敘事通過吳蓀甫的失敗和趙伯韜的勝利，展示出了作者心目中首肯的中國社會的性質和革命發展的前景。欲望主體在這一圖式化的意念中得到了圓滿無隔的體現。

在這一集體性、抽象的欲望主體大踏步的凱旋聲中，一種嶄新的小說形式似乎浮出水面，但這並不是一種有機的、富於生命力的形式；相反，小說藝術在此卻走向了窮途末路：由於過於急切地想擺脫、超越與生俱來的生活的直接性和偶然性因素，敘事話語在一種趾高氣揚的飛躍中轟然間趨於解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在向歷史敘述轉化。而只要對歷史敘事的特點稍加考察，你便可以發現，茅盾所追求的對歷史潮流的展示與意義的清晰闡述在歷史敘述文體內全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