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從都市敘事的角度著眼，這部小說只有最後三章才涉及到梅女士在現代大都市上海的生活，前七章講述的則是她在四川成都等地的遭際。雖然篇幅在全書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梅女士的形象只有在她到了上海之後才趨於成熟，全書的意旨才趨於明晰，以前的經歷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她成長道路上的鋪墊。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茅盾在《虹》中展開的都市敘事既不是新感覺派作家筆下充溢著感官色彩的欲望歷險，也不是張愛玲在恒常的日常生活空間中抒寫的浮世的悲歡離合，而是一個知識女性不斷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歷程。作為都市的上海在這里充當的是一個各種思潮、各種社會力量競相登場的巨型舞台，這里有散溢著陳腐氣息的守舊派，有崇尚國家主義的“獅醒派”，還有便是梅女士愛戀的以梁剛夫為代表的革命者。最後梅女士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事業，在聲勢浩大的“五卅”遊行中與激憤的民眾合為一體。


作品收尾時的這一壯觀場景，不僅僅是對她個人經歷的描寫，而且極富寓意：她個人的追求與歷史的洪流在宏大的事件中融合為一體，交叠的個人欲望的敘事與對歷史發展趨勢的揭示也在此匯聚交合：梅女士成了革命和歷史發展的載體。

但先前提及的裂縫依舊存在著。作為欲望主體的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運動盡管在梅女士的個人經歷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示，但由於《虹》整部作品的敘事框架還是圍繞她個人的命運而設置的，因而雖然作者竭盡全力想將她的個人欲望敘事與歷史潮流重叠，但兩者畢竟無法完全吻合。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虹》的文本中有大量無法化約為歷史宏大敘事的過剩性因素，它源自作者個體的情感體驗。在王曉明先生看來，茅盾在《虹》的結尾時著力表現梅女士在示威遊行中的勇敢無畏，實際上是“對這體驗作政治性的改造”，“把對她的形象感受納入一個現成的政治模式”。[5](PP281-282)此外，《虹》的敘述視角從梅女士一人展開，在描繪豐富多彩的都市生活時常常顯得捉襟見肘，無法滿足那非個人化的欲望主體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