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在虛構性的小說敘述中，個體生命的經歷可以折射出歷史發展的潮流與趨勢，但兩者間不可能完全合二為一，總存在著某種縫隙與裂痕。但歷史敘事不僅在選用的材料上與小說有著天壤之別，而且它的敘述重心是特定時間框架內的事件，人物雖然有著無可抹煞的重要性，但它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部分。因此，總體性的歷史敘述不可能以單個人物為對象，它總要包蘊眾多的事件。

其次，像新感覺派作家和張愛玲那樣，小說敘事可以不向人們提供有關當時社會歷史的潮流、發展趨向的清晰解釋，可以用個人化的微型敘事來消解宏大敘事，可以用人物的主觀心理感受來替代對歷史的理性化解釋；但歷史敘事無法逃避這一使命，它不得不從某一價值坐標系出發，對事件、人物作出褒貶不一的評價，對歷史發展的趨勢作出說服力強度不一的闡明。這實在是歷史敘述的宿命。茅盾在《子夜》中對自己提出的所有政治、意識形態的要求在歷史敘述中都可輕易地得到實現。

然而，問題是茅盾是在寫作一部虛構性的小說。在《子夜》中，小說敘述的個人化、具體性與他意欲闡明的歷史潮流間，存在著一種致命的緊張關係。當他遵循自己的個人體驗，圍繞人物個性化的欲望法則展開他的都市敘事時，他在小說藝術上獲得了成功，但在對歷史意義的闡發和歷史潮流的廓清上，難以符合左翼文壇的期望；而當他洗心革面，試圖以非個人化、抽象的集體欲望作為作品推進的動力時，他在展示歷史潮流與趨勢這方面似乎獲得了成功，但在藝術的感性豐滿度上卻大打折扣。他陷入了一種無法兩全的窘境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但是茅盾個人的窘境，也是整個左翼都市敘事面臨的共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