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分層說並不只見於虛構敘述。史密斯認為非虛構的事實性敘述只有底本無述本：「編年史、新聞、傳聞、軼事」講述的是「按肯定的時序已經發生過的事」[49]，也就是說，這些文體，雖然也是敘述文體，卻沒有底本/述本之分，其時間無變形，「失去了勃瑞蒙說的底本/述本之間的易形性（transposability）」，事實性敘述就沒有雙層模式可言。杜麗特·科恩甚至提出非虛構事實性敘述有三層構造：「虛構只需分兩層，而非虛構需要分三層」，即需要「指稱層」（reference level）[50]。「三層說」是另一個課題，至少歷史、新聞等事實性敘述也是分層的。

只要是敘述，就有底本/述本之分，分層是任何敘述的一個基本構造方式。「事實性」敘述（新聞、歷史、庭辯、報告等），底本就是所謂的「事件」，就是有關此事件的全部材料。雖然我們只能通過述本重構這個「事件」，因此永遠不可能真正確定事實「真相」。但事件的唯一性是必須設定的：法庭上抗辯的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新聞爭議的是同一事件的不同報道，不然各種述本完全爭論不起來。而虛構敘述與此不同：在討論虛構敘述時，必須同意史密斯的意見：每個虛構述本各有其底本，兩本小說無法因為都寫一個事件而形成沖突。虛構的底本與述本，是敘述過程同時創造的。看起來同一個「故事」的改編本，並不共享一個底本。張愛玲的中篇小說《傾城之戀》與電視劇《傾城之戀》並不享有同一底本：電視劇用了許多集說白流蘇的家世與過去的經歷，而小說的底本中則不太可能存在這種元素。

第三，底本與述本互相以對方存在為前提，不存在底本「先存」或「主導」的問題。我們必須從述本窺見底本，並不是因為底本先出述本後出，而是因為底本是非文本的，隱形的。只有述本是顯形的，批評操作也就只能從述本出發。一旦出現「敘述改轍」，同一敘述文本就包括了幾個不同的述本，也就有幾個底本。庫佛小說《保姆》十四個情節並列，就應當有十四個底本，理查德森認為從中不可能得出的合一的底本；他是對的，但是小說不必只有一個合一的底本。

卡勒也指出，要把述本看成相對於底本中的「真序」的「假序」，有時候做不到，例如羅伯—格里耶的《窺視者》（Le Voyeur）無法被理順找到「真序」[51]。尤其是經過再三的「敘述改轍」，結構非常混亂的小說，很難「復原」成一個合一的故事。那並不是因為述本複雜到找不到底本，也不是「雙層疊合」而不必再重構底本，而是述本和底本同時複雜化，理查德森說的「無法重構故事」的小說的確很多，不等於說這些小說沒有底本：底本本來就不是故事。

筆者以上三個理解，分別采納了對分層模式的三種挑戰中的合理成分：如果我們同意卡勒、史密斯、理查德森等人的批駁有一定道理，敘述分層說就應當作相應的變動。

[48] 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第213頁。

[49] Barbara Herrstein Smith, 「Narrative Versions, Narrative Theories」, p. 228

[50] Dorrit Cohn, Transparent Mind: Narrative Modes for 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51] Jonathan Culler, In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Ithaca: University of Cornell Press, 1981, p. 172.

（原載“爱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