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幾十年來的封閉，當然使我這樣的人寡聞，自然也就孤陋。

記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獲》雜誌，見到《傾城之戀》，
讀後納悶了好幾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龍臥虎之地，這“張愛玲”不知是躲在哪個
裏弄工廠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驚人。心下慚愧自己當年剛發了一篇小說，
這張愛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於是到處打聽這張愛玲，卻沒有人知道，看過的人又都說《傾城之戀》沒有
什麼嘛，我知道話不投機，只好繼續納悶下去。幸虧不久又見到柯靈先生對張愛
玲的介紹，才明白過來。

《圍城》也是從海外推進來，看後令人點頭，再也想不到錢鐘書先生是寫過
小說的，他筆下的世俗情態，輕輕一點即著骨肉。我在美國或歐洲，到處碰到
《圍城》裏的晚輩，苦笑裏倒還親切。

以張愛玲、錢鐘書的例子看，近代白話文到他們手裏才是弓馬嫻熟了，我本
來應該找齊這條線，沒有條件，只好盡自己的能力到處剔牙縫。

還有一個例子是沈從文先生，我在八十年代以前，不知道他是小說家，不但
幾本文學史不提，舊書攤上亦未見過他的書。後來風從海外刮來，借到一本，躲
在家裏看完，只有一個感覺：相見恨晚。

我讀史，有個最基本的願望，就是希望知道前人做過什麼了。如果實際上有，
而“史”

不講，談何“史”呢？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恰是個沒有出版的時期，
所以難於形成“讀者”觀念，至今受其所“誤”，讀者總是團霧。

但寫的時候，還是有讀者的，一是自己，二是一個比我高明的人，實際上就
是自己的鑒賞力，謹慎刪削，恐怕他看穿。

我之敢發表小說，實在因為當時環境的孤陋，沒見過虎的中年之牛亦是不怕
虎的，倒還不是什麼“找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