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湯因比的二重性歷史觀與儒家思想

湯因比認為，他生在一個混亂時期。這樣的歷史環境也正是歷史學家的樂園。他正是在這種環境中被“推動去關心時事演變所提出的每一個歷史之謎”。他感到幸運的是他所受的教育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教育，而這種教育當時還沒有被近代早期的西方文藝覆興運動所沖淡。他讀過十二年的希臘文和十五年的拉丁文。他說正是這種傳統教育使他收到“不為文化沙文主義的毛病所感染的有益效果”。[29]正因為如此，湯因比才避免犯把西方世界視為最好世界的錯誤；但同時他又生活在當代的西方世界裏。在湯因比看來，“他在思考其當代西方社會環境所提出的歷史問題時，也不可能不去請教他的精神世界所寄托的希臘先知。”[30]由於這兩個因素互相作用，就使得湯因比的歷史觀具有二重性。因此湯因比在研究每一個文明時都會想到把這一文明與古希臘的文明進行比較；把古代文明與當代文明作一比較；把世界上其他文明與西方文明進行比較。正是在這種歷史觀的指導下，湯因比在其整個的歷史研究中都使用了比較的方法。他認為歷史就是兩個世界的一種比較。

湯因比認為他的這種歷史觀會得到同時代的遠東人的理解和讚賞。“一個孔門儒者，也像作者一樣，遇到任何時事發生時不能不聯想到某些典籍上的類似的例子，而這些類似的例子，在他看來比引起他去回味熟悉的中國古典學問的近代時事更有價值，甚至也許更具有生動的現實性。這位清朝末年的中國孔門儒者和他的同時代的維多利亞晚期的英國希臘學者之間，在觀念上的主要區別也許是：前者可能仍只滿足於二重性的歷史比較觀，而後者當他一開始獲得二重性的歷史觀時，就不能自已，非把他的學術眼光擴展到更大的範圍不止。”[31]；一個受過古典教育的中國學者，在他們看來，在中國文明和遠東的繼承者之外，其他文明則沒有什麽價值，因此不值得重視。

湯因比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學者由於所受的是傳統的古典教育，眼光仍然是閉塞的，所以他們的視野只局限於中國和遠東的文明，在他們看來，在此之外就不會有什麽值得重視的文明了。而西方的學者則不同，他們在哥侖布發現新大陸之後，視野擴大了，他們發現在古希臘文明和他們自己的西方文明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重要文明存在著，其重要性是他們不能忽視的。因此湯因比不滿足於希臘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知識而已，他盡量搜集其他文明的資料，這也是他特別重視中國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湯因比從他的文明理論中看到一切文明都逃脫不了要滅亡的命運。因為按照湯因比的觀點一切文明都必須經過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和滅亡的過程，誰也不能例外。他又不願看到生存其中的文明——西方文明的滅亡。他認為命運並不能主宰一切，只要我們發揮主觀能動性，命運之火還在燃燒。湯因比既看到東方的曙光，又對西方文化的傳播對世界的影響沾沾自喜，這些矛盾的歷史觀是其立場和地位所決定的。但不管怎樣評價湯因比的著作和其歷史哲學，他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都是不可否認的。湯因比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歷史哲學家，則是毫無疑義的。

 【註釋】

 [1]《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冊，第398頁。

 [2]《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上冊，第63頁。

 [3]《歷史研究》，上冊，第62頁。

 [4]《歷史研究》，上冊，第96、77、83頁。

 [5] 參見楊慶豐著：《佛禪與儒道》，國泰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第130頁。

 [6]《歷史研究》，上冊，第236-237頁。

 [7]《歷史研究》，上冊，第206頁。

 [8][9][10][11]《歷史研究》，上冊，第208、77、83、93頁.

 [12][13]參閱《歷史研究》，中冊，第320-321、293-294頁。

 [14]《歷史研究》，中冊，第334-335。

 [15]《論語.季氏篇》。

 [16]《禮記.緇衣篇》。

 [17]《禮記.中庸篇》。

 [18]《論語.季氏篇》。

 [19] 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頁。

 [20][21][22][23]《歷史研究》，下冊，第40—41、41-42、83、42頁。

 [24][25]《展望廿一世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24、426頁。

 [26][27][28]《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75、289、289頁。

 [29][30][31]《歷史研究》，下冊，第427、427、428-429頁 。（愛思想網站 2015-08-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