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是春秋末期，舊貴族統治已在沒落，新興的平民階層正在興起，處在這種矛盾的社會發展時期，孔子的思想自然會采取一種折衷調合的態度。在這一點上，湯因比對孔子的評價可以說是正確的，它符合當時的實際。

在對待人性善或人性惡說方面，湯因比有自己的獨特看法。他既不讚成孟子的“性善”說，也不讚成荀子的“性惡”說。在他看來，一個人的身上可以說並存著善與惡，既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人既可以支配和利用宇宙萬物，又可以為萬物服務。這兩種沖突不斷地糾纏著。善惡的對象不僅是人本身，而且還有人之外的生物，甚至是宇宙全體。為我和利他似乎後者更難做到。獻身於愛的人畢竟是少數。人們通常所說的文明的“進步”，其實只是指科學技術的提高。

至於人們的道德水平，比起原始社會和舊石器時代來，實際上並沒有什麽提高。什麽是“愛”？湯因比說：“所謂愛就是自我獻身，即意謂著不是為自己而奪取。”湯因比反對獨占欲，在他看來，在今天家庭的結構規模越來越小的情況下，“在家庭關系中強調義務的儒家主張，今天再適合不過了。”[21]儒學成為中國的正統哲學後，以統治者作為大家庭即國家之長的儒家思想，為皇帝所利用。按儒家的說法，皇帝是包括“天下萬物”在內的這個大家庭的一家之長。因此，原來對家長的愛和忠應該具體解釋為也是對皇帝的愛和忠。[22]

湯因比以為，儒家學派為統治階級提供了一種傳統的倫理觀。正因為如此，儒學也就被納入了統治階級的“合夥關系”之中。他說：“凡是中央集權的政府，如果沒有一種職業文官的制度，是不行的。劉邦……尊崇儒家的哲學學派並招賢納士，使精通儒家哲學的人也有晉升的機會，這樣，就產生了以文化修養為基礎的新貴族，因而使儒家學派的哲學家和以出身為基礎的狹隘的舊軍事貴族割斷了聯系。”[23]到漢武帝時這一新文官制度的形式得到了穩定。


羅馬帝國文官制的缺點就在於他沒有解決元老院貴族和新的獨裁者之間的矛盾。而中國漢朝時期從一開始就采取了廣開賢路的辦法，使有才能的人有了晉升的機會。湯因比指的是漢武帝采取的策問（考試）的方法。凡公開對策時講黃老刑名之學的人，一概不取，而獨取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並給予官職。即“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漢武帝還采用董仲舒、公孫弘的建議，在京師設學校，又令郡縣舉孝廉，從此儒學與仕途就結合起來了。在湯因比看來，兩千年來，中華帝國一直是由受過儒家教育的文官在統治。受過儒家教育的士紳階級是政府取之不竭的人才來源。

“對候選人所要求的才能應是擅長於模仿儒家典籍的古文體和解釋儒家哲學時要達到當時的儒家認為滿意的程度。公元前二世紀的儒家學派，如此巧妙地被誘入了帝國政體的合夥關系中，這會使孔子本人也覺得奇怪”。這種政治哲學提供了一種傳統的倫理觀，而這在羅馬的文官制度裏是沒有的，因此它比戴克里先（Diocetianus）時代單純的古文學所產生的影響要大得多。[24]但是奧古斯都所創立的文官制度只持續了七百多年就瓦解了，而劉邦所建立起來的制度卻一直持續到公元1911年。

也就是說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才告終結。湯因比認為，漢朝的創建者劉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就其創造的成果的持久性而言，是“所有統一國家締造者中最偉大的政治家”。[25]在湯因比看來，羅馬的奧古斯都所取得的成果與劉邦雖然相似，但比較起來，其持久性卻遠遠不如。

湯因比說：“實際上現代英國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國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羅馬制相比較，中國的這種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約在二千年的時間裏，或大或小，它成了統一中國和鞏固秩序的支柱。但是它也同樣是有限度的”。英國人看到中國文官制度的優越性，因此後來吸收了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26]然而漢朝獨尊儒術的思想雖然有助於封建國家的鞏固和統一，但不利於學術思想的發展，這是湯因比所未曾料及的。

湯因比對從鴉片戰爭以後漫長的歷史時期裏世界上各列強無所顧忌地欺負中國，表示極大的憤懣。湯因比說，英國是用大炮為英國商船在中國打開通道的。他談到，作為“這些犯下國際罪行的英國的行兇者們”的後代（包括湯因比本人和他的母親、歷史學家薩拉）為此而感到羞慚。時至今日，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日本和其他國家再不敢忽視中國這個在世界上有影響的勢力了。但是中國的這種威望和中國在物質方面的力量仍是不相稱的。

“今天高度評價中國的重要性，與其說是由於中國在現代史上比較短時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寧說是由於認識到在這以前兩千年期間所建立的功績和中華民族一直保持下來的美德的緣故。中華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紀裏，也在繼續發揮作用。特別在現代移居世界各地的華僑的個人活動中也都體現著這種美德。”這種美德與儒家學說有著密切的關系。湯因比稱讚傳統的美德是中國人短時期取得成就的原因。

湯因比認為東亞有很多寶貴的歷史遺產。他說這些遺產可以成為全世界統一的地理的和文化的主軸。湯因比為人類文化史總結出的八條遺產，其中談到儒家的就占有二條。一是“儒教世界中存在的人道主義”，一是“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義”。[27]可見湯因比對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給予肯定，並給予極高的評價。

湯因比甚至把世界的希望寄托於中國。在他與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談話中談及世界統一的問題時，湯因比顯得特別興奮。他說：“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這不是猜想，也不僅僅是希望，而是“因為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這裏才是中國今天在世界上有“令人驚嘆的威望”的原因所在。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的二千多年中，在政治上幾億民眾一直是統一為一個整體的；文化上的影響滲透到遙遠的地區；而且二千多年來，中國一直成為“影響半個世界的中心”。

雖然近百年來全世界似乎是在按西方的意圖統一了“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但是“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28]湯因比這個希望乃是基於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也是他依據他的歷史哲學——反對西歐中心論的觀點——而達到的結論。這也正是當今世界文壇上討論最多的熱門話題。湯因比的中國觀，中國學術界尚少更多的了解，本文只是初步探索，拋磚引玉，希望史學界、哲學界的同仁能有更多的研究湯因比有關中國學術思想方面的文章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