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更應成為文化美學關注的中心。人是萬物的尺度，萬事萬物之所以有美醜，乃是因為它們對人來說具有肯定還是否定的客觀價值。人類之所以要創造文化，乃是因為自然不能完全滿足人。人生活在這世界上，不僅只是為了生存，還要求發展，更要完善。所以，人要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文化，不斷在創造中自我完善，成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完整的人，和周圍環境（既有自然環境，又有人文環境）達到動態平衡。當然，人的自由本性的發展，人的理想人格的建立，人和環境的動態平衡，是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在1857—1858年寫的《經濟學手稿》中，曾這樣論述人如何從現有環境中獲得自由的歷史過程：先是“人的依賴關系”的時代，個體不能獨立，只能依賴於人才能生存。二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的時代，個體從人的依賴關系獨立出來，卻又墮入依賴於物的關系之中。三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

　　“人的依賴”時代，就是我們所說的前現代。“物的依賴”時代是包括現代、後現代的整個現代化時代。而“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有待未來的理想時代。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美學應該面向自己時代的文化現象。

　　我們這個國度，現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進，目標自然是朝著“自由個性”全面發展方向。但中國地廣人多，各地發展極不平衡，廣大的西部地區，基本還在由前現代向現代轉化。就是沿海發達地區，也還在為基本實現現代化而奮鬥，前現代的文化現象也還到處可見，而西方卻已舶來後現代文化。這樣，中國目前的文化現象，極為錯綜復雜。我們急需對現代化過程中湧現出來的錯綜復雜的具體的文化現象作文化研究，也需要及早對文化發展作宏觀審視，從整體上關注文化發展的美學方向。

　　文化美學、文化研究，兩者相輔相成，相聯系而又各有區別。在中國，都應受到重視，都該得到發展。

關於文化研究，美國學者卡勒教授在《文學理論》（牛津大學1997年版，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曾有較為精辟的評述。文化研究在西方從60年代興起，但其實在19世紀就已有萌芽。從歌德、卡萊爾、愛默生的時代就出現了一種新型的著作，它既不是評介文學作品，也不是思想史，也不是哲學、社會學，而是所有這些的融為一體，形成一種新的類型。到了這個世紀的60年代，從事文學研究的人開始研究文學之外的著作。文化研究已經不只是對文學作研究，而是涉及廣泛的社會領域，用卡勒的話說，它“包括人類學、藝術史、電影研究、性研究、語言學、哲學、政治理論、心理分析、科學研究、社會和思想史，以及社會學等各方面的著作”（第4頁）。發展到90年代，文化研究成了人文科學一項主要活動。文化研究的對象，已擴展到整個廣義的文化領域：“令人吃驚的是，隨著文化研究的發展，已經說不清它究竟跨了多少學科”（第45頁）。文化研究已近包羅萬象，從莎士比亞到肥皂劇，從彌爾頓到麥當娜，從失樂園到迪斯尼，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過去文化與當今文化，都在文化研究視野之中。

　　文化研究是從文學研究發展而來，那末，文化研究興盛起來之後，還需要文學研究嗎？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是什麽關系？文化研究有利於文學研究的深入。按卡勒的說法，“文化研究因為堅持把文學研究作為一項重要的研究實踐，堅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響並覆蓋文學作品的，所以它能夠把文學研究作為一種復雜的、相互關聯的現象加以強化”（第50頁）。

       但是，文化研究並不能替代也不會取消文學研究本身。文學研究應該深入研究作為藝術文化之一的文學的特殊性：“文學研究關注的要點正是一部作品與眾不同的錯綜性。”如果不能掌握文學的特殊性，而只停留在文化的一般性，“文化研究很容易變成一種非量化的社會學，把作品作為反映作品之外什麽東西的實例或者表象來對待，而不認為作品是其本身內在要點的表象”（第53頁）。所以，卡勒在這部《文學理論》中，主要還是在闡釋文學的特殊性，語言、修辭、敘述、意義、解釋等仍然是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