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合理的或者有效的闡釋應該是怎樣的呢？按照張江教授這篇文章的內在邏輯來看，有效的闡釋應該是一種「意義建構」而非「追問真相」。在這里我們可以做一點補充論證。其一，人文領域不像自然科學領域那樣有一個「真相」在那里。在自然科學領域，在主體與客體、我與它的關係中，客體或者「它」是不發聲的，不是主體，所以它是什麽，亦即關於它的「真相」，僅僅取決於主體的認知水平。在同樣一個認知水平上，「真相」只有一個。這里的關係是純粹的主客體關係。人文領域則不同。

這里的一切活動，無論是認知還是實踐，都是在主體與主體，即「我與你」之間的關係中進行的，作為對象的主體或者「你」是可以發聲的，因此這里的「真相」就不取決於人們的認知水平，而是取決於人們的價值觀和趣味，這里的關係屬於主體間性的關係。

「我」和「你」之間的共同點往往大於差異，「我」對「你」的理解常常就是自我理解。其二，根據伽達默爾、哈貝馬斯等人的反復論證，闡釋根本而言是對話性的，是不同主體之間的對話而不是主體對客體的解剖。闡釋就是以文本為中介和古人或者他人進行對話的過程。伽達默爾說：「提問和理解之間所表現的密切關係給予詮釋學經驗以其真正的度向」，「理解一個問題，就是對這問題提出問題。理解一個意見，就是把它理解為對某個問題的回答。」⑧闡釋過程也就是不斷的提問和回答的過程。


對話的目的是為了相互了解，從而獲得共識，在哈貝馬斯看來，對話是「交往理性」的主要表現方式，是社會共同體尋求「共識真理」必不可少的手段，因而也是闡釋的基本方式。其三，闡釋的目的是在一個共同體中被承認而不是獲得永恒不變的結論。張江教授多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闡釋是一個尋求承認的過程。這是完全正確的。所謂尋求承認也就是尋求達成共識。因此根本上說闡釋是指向「共識」而不是「真相」。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闡釋尋求或指向共識並不意味著僅僅是和他人獲得意見的一致性。實際上這是一個以自己的意見「征服」他人的過程，闡釋者通過講道理或者引證豐富材料、列舉大量實例來說服人們接受自己對某一文本的闡釋，一旦達到目的，其闡釋為闡釋共同體(例如某個學科的學術圈或研究領域)普遍接受，這種闡釋就成為一種共識而進入學術史之中。對於後來人關於此文本的閱讀和闡釋活動來說，這一共識就成為一種先在的傳統，一個進一步闡釋的基礎。

由於上述種種理由，我們可以說闡釋的基本性質是「意義建構」而非「追問真相」。但是，闡釋活動是不是與「追問真相」毫無關聯呢？事實並非如此，在很多情況下「意義建構」不僅是以「追問真相」為基礎的，而且是以其為主要手段的。在闡釋過程中，首先需要確定闡釋對象的可信性，否則闡釋就有可能成為無的放矢。例如如果說梵高畫中的鞋子是自己的鞋子，那麽海德格爾「勞動者的艱辛步履顯現出來……夜幕降臨，這雙鞋底在田間小徑上踽踽而行」⑨之類的闡釋就純粹是無的放矢了，正如張江所說，那是自說自話，「此類闡釋對梵高，對他人了無意義」。⑩

因此，對一個文本的闡釋首先需要弄清楚此文本的真實性、可靠性，這就需要「追問真相」的工作了。也就是說，對於闡釋而言，「追問真相」是「意義建構」的基礎。對於一個作為「歷史流傳物」的闡釋對象，例如某部文學經典，在闡釋過程中需要梳理清楚其在產生過程中作者經歷、文本的各種因素與特定文化語境之間的複雜關聯，因為經典的意義往往就在這種關聯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追問真相」的過程，也就是「意義建構」的過程，二者是無法分拆的。可以說，在有效的闡釋過程中，完全脫離「追問真相」的「意義建構」幾乎是不存在的，換言之，完全離開了認識論的闡釋學也是不存在的。

⑥張江：《再論強制闡釋》，《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⑦張江：《再論強制闡釋》，《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⑧[德]伽達默爾：《詮釋學Ⅰ：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529-530頁。

⑨[德]海德格爾：《詩·語言·思》，彭富春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第35頁。

⑩張江：《再論強制闡釋》，《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作者簡介：李春青，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廣東 廣州 510006）。“學術研究” 2022 年 0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