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各國國情不同，采取的同化政策也有所區別。對宗教信仰與同化政策及其適用性的認識， 應結合各國的政治、文化、歷史背景加以理解。周南京剖析了東南亞華人同化問題的歷史淵源、不同時期的具體表現和存在的各種矛盾。他認為自然同化或者說認同，是比較理想的選擇，而宗教並非是民族同化最有效的手段。［18］黃昆章總結了東南亞各國同化政策的不同類型，認為要依據居留國的華人政策、結合戰後海外華人的心態變化，來解決華人的宗教信仰問題。［19］黃海德、張禹東主編的《家教與文化》一書中結合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的伊斯蘭教背景，論述了華人宗教文化在居留國同化政策下的遭遇、表現、反應及調適手段。［20］結合天主教在菲律賓的殖民擴張與文化適應，施雪琴探討了西班牙對菲律賓華僑的宗教政策和華僑的反應。［21］

學界雖然對各國為了達到同化目的而對華僑華人宗教信仰采取的做法有爭議，但並不否認宗教信仰與國家認同之間的相關性。如莊國土以“族群理論”為分析工具，論證了包括宗教習俗在內的族群文化可以促進國家認同。［22］針對宗教信仰之類的文化差異容易導致族群沖突的論點， 曾少聰認為，東南亞不同族群之間的沖突並不是由宗教信仰等文化差異引起的，主要的原因還是政治和經濟。［23］現實情況也表明，只要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處理藝術，宗教信仰之間的差異並不必然弱化國家認同，更不會引發族群沖突。如李豐楙以馬六甲三保山、吉隆坡廣東義山的搬遷為例， 從政治修辭學的角度分析華人如何通過既是藝術也是謀術的言論與行動，解決政治上的效忠和文化上的留根之間的緊張關系。［24］

（二）宗教信仰與公共外交

1992 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新時期；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快，開始全面參與世界的全球化進程。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宗教加快了全球流動和傳播的速度，身處其中的中國必須面對宗教“去邊緣化”的趨勢，重新審視宗教與政治的關系，發揮宗教在中國與世界交流中的作用。卓新平指出， 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要有“全球”視野，考慮其國際意義和國際影響，發揮宗教的積極作用，使之成為我國“軟實力”的重要構成。［25］鄭筱筠提出了“文化區位優勢”的概念，主張中國“在與周邊國家交往的過程中，可以努力挖掘和發揮民族、宗教的積極作用，以正確引導，以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區位優勢與經濟區位形成互補機制。”［26］徐以驊、鄒磊探討了“信仰中國”及其包含的三個板塊。東南亞屬於第二板塊，中國傳統宗教與民間信仰在當地具有重要影響。處於第二板塊的海外華人， 可以充當在宗教領域中外互相理解的傳譯者。［27］

［18］周南京：《風雨同舟——東南亞與華人問題》，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 年。
［19］黃昆章：《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世界華人研究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 年。
［21］施雪琴：《菲律賓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賓的殖民擴張與文化調適（1565 — 1898）》，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22］莊國土等：《二戰以後東南亞華族社會地位的變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 年。
［23］曾少聰：《漂泊與根植：當代東南亞華人族群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24］李豐楙：《效忠與留根：馬華在義山事件中的修辭表現與政治困境》，李豐楙等：《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認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臺灣“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 年。
［25］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與當代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26］鄭筱筠：《“一帶一路”戰略與宗教風險研究——基於可能性和必要性視角》，《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6 期。
［27］徐以驊、鄒磊：《信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2012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