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有趣的是，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於20世紀80年代初打出「新歷史主義」的旗號，正式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架起橋梁，發展出「文化詩學」。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一系列歷史著作，在21世紀的中國，既被當作歷史來閱讀，更被當作文學作品來接受，受到小說家和文學愛好者的追捧。還有人通過對歷史著述的話語分析，將其歸結為文學制品或想象之物，比如楊周翰就曾不無幽默地指出：「如《史記》中的范雎入秦、荊軻刺秦王、鴻門宴、韓信請為假王，以及西洋史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李維、塔西陀等等，都是一些死無對證的事」［22］56，它們不過是「歷史敘述中的虛構」或「作為文學的歷史敘述」。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任何一種歷史敘述，無論其顯得多麼客觀、公正、中立，都無法掩飾其文本性、敘事性和修辭性。歷史「復數」的後面，是「詩性」在持續發酵。也就是說，歷史文本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詩性文本，歷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不了與詩學的關係。

美學與詩學應該說是鄰居，彼此之間還有模糊與交叉地帶，但即便是美學也被帶向「詩性轉折」。

韋爾施（wolfgang welsch）堅信「現代美學有一種走向詩性化和審美化的趨勢，現代世界則有一種與日俱增地將現實理解為審美現象的趨勢」［18］43。心理學同樣轉向詩性，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Gustav Jung）、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的心理學研究取向，更加靠近文學，靠近敘述。影響深遠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離今天的認知心理學不知相距多遠，卻詩意盎然，其相關著作《夢的解
析》《圖騰與禁忌》等，被詩人、藝術家、文學研究者所廣泛閱讀、引用。

詩性轉折還不僅僅發生在人文學科領域，大有向自然科學、形式科學和社會科學突進的勢頭。的確，「不論是符號學還是系統論，不論是社會學、生物學還是微觀物理學，我們處處可以看到，沒有原初的或終極的基本原理，相反恰恰是在『基本原理』
的范域之中，我們陷入了某種審美的建構」［18］31。誠如韋爾施所指出：「在過去的兩百年間，真理、知識和現實越來越具有審美的外觀……此一趨勢發端於康德的超驗美學，延伸到今天自然科學的自我反思……有關認知和現實的存在性質是審美的性質
的觀點，已愈益堅固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18］32韋爾施將「審美外觀」和「審美的性質」都給予了「真理、知識和現實的存在」，讓這些東西都披上了「詩性」和「詩性景觀」的外衣。

話語擁有「建立客體領地的權力」，它運用排除和控制的規則，不僅為「詩性」在20世紀以降的文化領域建立起自己的「秩序」，標示出一個世界，「而且還成為一種慣例，指導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方式」［6］202。個體、文化社群乃至整個生活世界，受此話語權力的制約，同時又行使這一話語權力，從而發生某種相應的「詩性轉折」。事實就是這樣，當詩性轉折發生在話語領域的時候，生活世界也在悄然發生詩性轉向。
生活世界並不神秘，就是我們個體、社群生活於其間的具體環境。它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勿容我們敘述和反思就可得到，並隨每一個體和社群的不同而發生改變。它就存在於那里，全部由經驗之物構成，並能被我們直觀地把握。它是原初的、感性的、活生生的、伸手可及的。它是我們認知的前提和基礎，並為一切科學奠基。它以「日常生活」的面目展現在我們面前。因此，生活世界的詩性轉折落腳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20世紀80年代，就出現了所謂「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趨勢。費瑟斯通（M. Featherstone）在論析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的時候，從三個層面指認了這種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表現。一是指「藝術的亞文化」。

［6］沃爾夫岡·伊瑟爾.怎樣做理論［M］.朱剛，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8］沃爾夫崗·韋爾施.重構美學［M］.陸揚，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23］楊周翰.鏡子和七巧板［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56.

［24］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M］.劉精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94-99.


(第33卷 第2期 重慶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21年4月；收稿日期：2021-02-22；作者簡介：唐小林（1965— ），男，重慶人，文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符號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引述：唐小林.符號媒介論［J］.符號與傳媒，2015（2）：139-154 [關鍵詞] 詩性符號；話語領域；生活世界；詩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