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世界中，作者和許多人物則是處於同一平等的水平上，他們之間不斷地發生爭吵和辯論。所以，巴赫金總結道，托爾斯泰的小說是一種“獨白”小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復調”小說。

後者才構成真正的“對話”。在這個比較的意義上說，布萊希特雖然期望達到對話，但實際上卻與托爾斯泰式的“獨白”小說很近似，而從來沒有達到他所設想的“對話”性。因為布萊希特自己毫不諱言地說過：“那就是有意性，這事實上就是真正的間離效果的一種標志。情節的插入不再是不自覺的，滑動的，機械的，一旦間離效果出現，它就衝破藝術的束縛。表演的意圖從事件中以原始狀態大膽地表現出來。”【21】


他並不對戲劇中以間離效果，來直接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信念有所顧忌。這樣一來，布萊希特的敘事劇，不但使政治上的考慮壓倒了藝術上的要求，而且使他的戲劇，帶有某種程度的“獨白”性質。阿多諾在分析布萊希特的戲劇時曾做過深刻的分析：

布萊希特戲劇的影響的特征，也許可以歸納為一種對被教化者進行說教的方式。他認為，間離效果的運用會導致觀眾進行思考。一方面，這種對反思的態度的要求，是和以下堅定的觀念相一致的，即藝術作品需要被客觀地加以認識——這是一種立場，即基本上自律的藝術作品必然以觀眾、讀者或聽者的作用為前提條件。

另一方面，布萊希特的說教態度則反映出，對含混多義是無法容忍的，亦即不能容忍那種揭示出思想和反思特征的含混多義(ambiguity）。在這方面，布萊希特是一個“獨裁者”（authoritarian）。

也許這種“獨裁做法”，正是他對自己認為其說教性的戲劇中，缺乏影響的東西的反應：他不惜一切代價地對觀眾產生影響，如果必要的話，可以采用某些支配性的技巧（在這方面，他不愧是一個藝術巨匠），就像早先他曾實施一個博得名聲的計劃一樣。【22】

這里，阿多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布萊希特戲劇的一個根本局限，那就是間離效果通常被戲劇家，用來達到對觀眾的強烈影響，而在這種影響的要求下，他不可避免地要求戲劇，具有一種直接的明確的意義，而不能含有複雜的含混的多義性。而一種壓倒性的意義的構成，實際上，也就形成了布萊希特敘事劇的“獨裁”特色，或者說是一種“專斷做法”。

前蘇聯女學者蘇麗娜就曾指出：“間離效果也是積極的有目的性的，而且帶有宣傳鼓動性。因而布萊希特所說的藝術的某些個別方面與朗誦藝術、遊藝演員藝術，尤其是宣傳鼓動藝術是相近的，但不是融合。在布萊希特的戲劇演出中，同觀眾的交流是比較複雜一些，間接一些。”【23】這種看法不妨看作是對阿多諾觀點的補充和說明。

如果我們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優秀的藝術作品應該給觀眾的想像力留有充分的空間。正像英伽登和伊瑟所指出的那樣，作品留有充分的“空白”才有助於，激發觀眾的主動性和想像力。現代主義藝術在這方面所進行的許多探索，是積極的有意義的。

[21]同[5]，第259頁。

[22]Adorno,T. W. Aesthetic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344.

[23]蘇麗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萊希特》，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第69頁。（愛思想2015-12-17）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2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