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從“文化批判”到“文化產業”邏輯的新一輪展開。早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指出：“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僅會引起人們經濟生活的重大變化，而且會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重大變化。”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日益推進的背景下，當代中國文化生長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體制環境、社會條件、傳播手段等等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而覆雜的變化，意識形態不再全部壟斷文化生活，政府不再提供全部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文化產業化隨之獲得合法身份。從2000年10月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文化產業”這一概念，經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將文化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強調要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到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這一命題。從而，有關文化產業的宣傳理論和正面闡述的終於成為主導，並具有一種由上而下的“運動”式規模和氣勢。有關文化產業的討論已不是要不要、好不好，而是如何做大做強的問題。由此出現了黨委主導、政府引領、文人參與、企業踴躍的“文化產業熱”。

在現代性視域中，“文化”與經濟、政治一起構成社會的三大領域，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並與經濟、政治相互作用，共同推動社會變遷。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的相對獨立性，是指文藝覆興以後，通過從“政教分離”到文化自由、從道德自律到審美獨立的探索和實踐，以社會分化與勞動分工為條件的現代文化模式。“五四”以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是“新文化”，就在於它努力建構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的獨立性。但根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文化自律的觀點和實踐正是資產階級的。毛澤東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46]政治論的文化觀不支持文化產業，但其對文化與經濟、政治關系的強調，又非預期地把握到文化產業與利益、權力也即經濟、政治的進一步融合的“後現代”特點。這一文化觀在政治路線和經濟體制的轉型後迅速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產業熱”的思想基礎。在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基本不變的環境中，文化產業因此成為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重要話題，具有令人興奮的性質，且凝聚了遠遠超越文化自身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當代文化產業把兩種現代性計劃統一起來。一方面，文化產業被認為是發展文化的必之路，另一方面，文化產業被視為“經濟中心”的必然後果，超越了80年代“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初級階段。

3、文化競爭中的文化產業

現代中國始終處於嚴重的國際競爭壓力之下。“五四”的目標是在文化失敗的背景下重建中國文化以參與國際競爭；20世紀中期中國是世界範圍內兩種制度競爭重要參與者。文明在進步，競爭也在文明化。1940年代馮友蘭指出：“我們承認所謂天然狀態是野蠻底狀態，我亦承認在國之上需有，而且應有一種更高層次的組織，使國與國的關系，亦能脫離所謂天然狀態。我們亦承認，現在世界上一部分人已有此種覺悟，而上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政治的趨勢，亦於一個短時期中，有照著這個方向走底模樣。……然亦不過是趨勢而已，不過模樣而已。即此趨勢，即此模樣，亦只於上次戰後一個短時期內有之。我們可以說，世界上國與國之關系，自古及今，始終是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47]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強權和霸權依然存在，但道義的力量、文明的力量確實已經擁有比過去大得多的力量和可以影響和制止像日本侵華那樣的戰爭。比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遭到全世界的反對並被聯軍制制止；而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重要理由，就是這一行動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冷戰後的國際競爭主要不是武力入侵和領土占領等傳統的方式，而更多是以經濟擴張和文化滲透的方式，“文化競爭力”、“軟實力”等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關鍵詞。這就是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的：冷戰後，“‘你站在哪一方？’的問題被更基本的‘你是誰？’的問題所取代，每個國家都必須作出回答。文化認同的答案確立了該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敵人。”[48]“文明沖突”的依據是，人類世界有著多樣化的文化和文明系統，相互之間雖有共同性，但總體上卻是不可通約的。此論的合理意義在於反思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對於世界其他文化系統的征服和同化，質疑西方文化的自信及其將西方文化推廣、普及至全世界的歷史正當性。亨廷頓指出，正是西方文化的普世主義，造就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文明沖突。西方應該“認識到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幹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沖突的惟一最危險的因素”。[49]

當代文化競爭的先鋒是文化產業。這是因為文化產業負載著利益與權力。文化產業不只是特定傳統中的地方風習、民族慣例、意識形態及其行為模式，不再是社會經濟權力之外的“飛地”或孤立絕緣的自律領域，它同時也是技術、娛樂與服務，是一種商品、一種經濟，具有確定的經濟利益，是社會生產力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各國文化交流的加深，文化產業和國際文化貿易獲得了迅速發展。同時，文化內涵著政治價值觀，其傳播過程既必須借助權力也體現著權力的擴張。現代政治實踐在維持強大的國家機器的同時，也越來越多地通過宣傳與推廣特定的生活方式、世界觀與價值觀、信息等文化方式來完成。西方的影像產品、動漫、通俗文藝、美食、時裝、廣告等等在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並攫取高額利潤的同時，也誘導世界上所有人接受整個西方文化，向不同國家和地區傾銷西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許多孩子，已經不願意再聽他們的老奶奶講他們自己民族的古老神話和傳說故事了，唐老鴨、侏羅紀、變形金剛、電子遊戲，差不多成了全世界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在陰雨連綿的裏奧普魯斯散發著黴臭氣的小屋中，年輕的卡博克洛斯族人正在進行辯論。他們是印第安人和黑奴的混血的後代。辯論的題目是加利福利亞電視系列片《水上救生員》中從事水上救護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圍是多少，就好象她是身邊的一位姑娘。”[50]美國等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向世界各國搞文化輸出，追根到底，還是憑借文化與經濟與政治的互動，憑借其經濟和科技的優勢，使其文化經濟化、文化產業化、運作市場化，並以此向世界各國推行其文化價值觀。所以全球化既是不可遏止的技術與經濟進步的結果，也是發達國家有意識推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