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經驗中無所不在的技術客體所展現的，趨於擬生的新的相像性，引發了一種特殊的焦慮，如斯蒂格勒所警示的：「柏拉圖式的哲學，建構在可思與可感的對立基礎之上……即就其本質來講，或就其靈魂來講為知識的——人，與就其本質來講，則是缺乏知識，也就是說，不具備能動性的——技術兩者之間的對立。」當機器展現智力而具有感應能動性時，有機與無機，有智與無智，身體與假肢之間的界線就被模糊為「相似性」與「相像性」的「不可分辨的永恒互變」。這一邊是為人類地位作著最後抗爭的人本主義者，另一邊則是為技術的凱旋而振奮不已的熱愛科技之人。斯蒂格勒注意到，「對於當代技術的主流理解，被形而上學所傳承的對立思想所束縛；亦因此被人類中心論與技術中心論兩者非此即彼的錯誤觀念所困累——而簡化成人類與技術的對立。」

這樣的分離與敵對早在五十年前就為西蒙東所警示，至今依舊揮之不去：

文化已然成為了用於保護人類遠離技術的防禦系統。這種結果是由認為技術客體不具有人性的臆斷所導致的。我們想要表明文化未能將技術性中的人性加以考慮。若文化當盡其責任，則其必將把技術性視為其知識與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對技術客體的存在模式之認知必將成為哲學思考之結果；哲學在此方面所應當成就的，正應等同於廢奴運動在確立人類個體之價值時所成就的那樣。

西蒙東將此問題上升到了道義的緊迫層面，主張一個新的本體論基礎，以重建一個平等而自由的政治範式，以刷新關於意識與能動性的知識，從而化解文化與技術之間的敵對，人與物——尤其是與技術存在體——之間的敵對。環境危機與迫在眉睫的對生活空間的毀壞，以及由技術現實所造就的新興生命形式和擬生之物，已經使得這樣的思考刻不容緩，同時亦將提供解決這種對立的催化劑。

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啟動了一個關於新的民主形式的辯論，即所謂「物的議會」。他想要讓沈默模糊的物得以發聲而可見，使其在重要的議題中有著平等的參與。思辨實在主義（speculative realism）為本體論注入了新的生機，其思索人類有限性之外的可能性，將替代因果關係（vicarious causation）作為推導新的假說的理性工具。無需驚訝，我們亦看到政治學家轉向了古代社會，以尋求一個對「齊物平等」的重新注釋，正如汪暉所大力宣講的那樣。卡洛琳·克里斯托弗·巴伽基夫（Carolyn Christov-Bargakiev）問到：「如果蜜蜂可以投票，世界將會怎樣呢？而蜜蜂如何投票呢？」她主張今時正應該「創立一個新的政治形式，人類只是其中的參與者之一。」如果藝術世界對這一非人本主義的詰問依然懷抱疑慮，那麽新媒體藝術無疑正是掌舵的破浪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