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尕〈齊物等觀~那個朦朧的欲望之物〉(6)

當代經驗中無所不在的技術客體所展現的,趨於擬生的新的相像性,引發了一種特殊的焦慮,如斯蒂格勒所警示的:「柏拉圖式的哲學,建構在可思與可感的對立基礎之上……即就其本質來講,或就其靈魂來講為知識的——人,與就其本質來講,則是缺乏知識,也就是說,不具備能動性的——技術兩者之間的對立。」當機器展現智力而具有感應能動性時,有機與無機,有智與無智,身體與假肢之間的界線就被模糊為「相似性」與「相像性」的「不可分辨的永恒互變」。這一邊是為人類地位作著最後抗爭的人本主義者,另一邊則是為技術的凱旋而振奮不已的熱愛科技之人。斯蒂格勒注意到,「對於當代技術的主流理解,被形而上學所傳承的對立思想所束縛;亦因此被人類中心論與技術中心論兩者非此即彼的錯誤觀念所困累——而簡化成人類與技術的對立。」

 

這樣的分離與敵對早在五十年前就為西蒙東所警示,至今依舊揮之不去:

 

文化已然成為了用於保護人類遠離技術的防禦系統。這種結果是由認為技術客體不具有人性的臆斷所導致的。我們想要表明文化未能將技術性中的人性加以考慮。若文化當盡其責任,則其必將把技術性視為其知識與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對技術客體的存在模式之認知必將成為哲學思考之結果;哲學在此方面所應當成就的,正應等同於廢奴運動在確立人類個體之價值時所成就的那樣。

西蒙東將此問題上升到了道義的緊迫層面,主張一個新的本體論基礎,以重建一個平等而自由的政治範式,以刷新關於意識與能動性的知識,從而化解文化與技術之間的敵對,人與物——尤其是與技術存在體——之間的敵對。環境危機與迫在眉睫的對生活空間的毀壞,以及由技術現實所造就的新興生命形式和擬生之物,已經使得這樣的思考刻不容緩,同時亦將提供解決這種對立的催化劑。

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啟動了一個關於新的民主形式的辯論,即所謂「物的議會」。他想要讓沈默模糊的物得以發聲而可見,使其在重要的議題中有著平等的參與。思辨實在主義(speculative realism)為本體論注入了新的生機,其思索人類有限性之外的可能性,將替代因果關係(vicarious causation)作為推導新的假說的理性工具。無需驚訝,我們亦看到政治學家轉向了古代社會,以尋求一個對「齊物平等」的重新注釋,正如汪暉所大力宣講的那樣。卡洛琳·克里斯托弗·巴伽基夫(Carolyn Christov-Bargakiev)問到:「如果蜜蜂可以投票,世界將會怎樣呢?而蜜蜂如何投票呢?」她主張今時正應該「創立一個新的政治形式,人類只是其中的參與者之一。」如果藝術世界對這一非人本主義的詰問依然懷抱疑慮,那麽新媒體藝術無疑正是掌舵的破浪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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