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以壓制新思想來維持一個不被打擾的和平世界，他們使秘密警察成為最有權勢的國家機構，不久，所有國家的監獄都人滿為患。那些宣稱老百姓有權按自己心意進行自治的人們受到迫害。

清掃法蘭西“禍水”

要完全清除拿破侖洪水所帶來的禍害幾乎是不可能的。古老的防線被一掃而空，歷經幾十朝代的宮殿被毀壞到無法居住的程度。其它的王宮則以不幸鄰居的損失為代價，拼命擴張地盤，好把革命時期的損失找補回來。革命的洪水退去之後，留下許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革命教義的殘余，強行清除它們勢必給整個社會帶來風險。不過維也納會議的政治工程師們將自己的力量發揮到極限，以下是他們取得的種種“成就”。

多年以來，法國一直是世界和平的“禍害”。人們不免對這個國家有些本能的恐懼感。雖然波旁王朝借塔萊朗之口，允諾以後好好治理國家，但“百日政變”卻教給歐洲國家，一旦拿破侖第二次脫逃將會出現什麽可怕的情況。於是它們開始未雨綢緞，防患於未然。荷蘭共和國被改為王國，比利時變成了這個新尼德蘭王國的一部分（由於比利時沒有參加16世紀荷蘭人爭取獨立的戰爭，它一直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地之一，開始由西班牙統治，後又歸屬奧地利）。無論是新教徒控制的北方，還是天主教徒主導的南方，沒人需要這種人為的聯合，但也沒人提出反對意見。它似乎有利於歐洲的和平，那就勉強接受吧，這就是當時的主要考慮！

波蘭人對未來懷有極大的憧憬，因為他們的亞當·查多伊斯基王子不僅身為亞歷山大沙皇的密友，而且在整個反拿破侖戰爭及維也納會議期間一直擔任沙皇的常務顧問。他們有理由期望很多東西。但波蘭被劃為俄國的半獨立屬地，由亞歷山大出任國王。這種解決辦法引起波蘭人民極大的義憤，導致了後來的三次革命。

丹麥一直追隨拿破侖，是他最忠誠的盟友。相應地，它也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懲罰。七年前，一支英國艦隊駛到了卡特加特附近海域，在沒有宣戰或發出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炮轟了哥本哈根，並掠走所有丹麥軍艦，以免它們為拿破侖所用。維也納會議則采取了進一步的懲罰措施。它將挪威從丹麥劃出（前者從1397年的卡爾麥條約簽署，一直與丹麥聯合），將它交給瑞典的查爾斯十四世，作為他背叛拿破侖的獎賞。想當初，還是拿破侖幫助查爾斯走上王位的。非常離奇的是，這位瑞典國王原是一名法國將軍，本名貝納道特。他作為拿破侖的副官長來到瑞典，當霍倫斯坦一戈多普王朝的末代統治者去世，身後未留下子嗣，好客的瑞典人就請貝納道特登上了王位。從1815至1844年，他盡心盡力統治著這個收養他的國家（盡管他從未學會瑞典語）。他是個聰明人，治國有方，贏得了他的瑞典子民和挪威子民的共同尊重。可他也不能將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與天性調和起來。這兩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聯合體是一個無法挽救的失敗。1905年，挪威以一種最平和有序的方式，建立起一個獨立的王國，而瑞典也樂得祝願挪威“前途順利”，明智地讓它走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人自文藝覆興以來一直飽受人侵者的躁路，他們對波拿巴將軍寄予厚望。可作了皇帝的拿破倉卻讓他們大失所望。非但沒有一個統一的新意大利出現在望眼欲穿的人民眼前，它反而被劃分為一系列小公國、公爵領地、小共和國及教皇國。教皇國在整個意大利半島（除那不勒斯外）治理得最為糟糕，人們生活極其悲慘。維也納會議廢除了幾個拿破侖建立的小共和國，在它們的地域上恢覆老的公國建制，分別獎賞給哈布斯堡家族幾個有功的男女。

可憐的西班牙人發動過反抗拿破侖的偉大民族起義，為效忠他們的國王犧牲了寶貴的鮮血。可當維也納會議允許國王陛下返回其領地時，西班牙人等來的卻是嚴厲的懲罰。斐迪南七世是一位心胸邪惡的暴君，他流亡生活的最後4年是在拿破侖的監獄中度過的。為打發坐牢時光，他給自己心愛的守護聖像編織了一件又一件外套。而他慶祝自己回歸的方式卻是恢覆殘酷的宗教法庭和刑房，兩者本是在革命期間被廢除掉的。此人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家夥，不但其人民，連他的4個妻子也同樣鄙視他。可神聖同盟卻堅持要維護他的合法王位，正直的西班牙人民為清除邪惡的暴君及建立一個立憲王國的所有努力，最後都以屠殺和流血而告終。

自1807年王室成員逃到巴西的殖民地，葡萄牙便一直處於沒有國王的狀態。在1808至1814的半島戰爭期間，該國一直被惠靈頓的軍隊用作後勤補給基地。1815年後，葡萄牙繼續做了幾年英國的行省，直到布拉同紮王室重返王位。一位布拉同紮成員被留在里約熱內盧當了巴西皇帝，這是美洲大陸唯一的帝國，居然維持了好多年，直到1889年巴西建立共和國時才壽終正寢。

在東歐，並未采取任何措施來改善斯拉夫人和希臘人的悲慘處境，他們依然是土耳其蘇丹的屬民。1804年，一位叫布蘭克·喬治（卡拉喬戈維奇王朝的奠基人）的塞爾維亞豬倌發動反抗土耳其人的起義，被敵人擊敗，最後被他自以為是朋友的另一塞爾維亞領袖殺害。殺害他的人名為米洛歇·奧布倫諾維奇，後來成為塞爾維亞奧布倫諾維奇王朝的創始人。這樣，土耳其人得以繼續在巴爾干半島橫行無忌，理所應當地作著主人。

希臘人喪失獨立已經整整2000年了。他們先後受到過馬其頓人、羅馬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的奴役。現在，他們寄希望於自己的同胞，科俘人卡波德·伊斯特里亞。他跟波蘭的查多伊斯基同為亞歷山大最親密的私人朋友，也許他能為希臘人爭取點什麽。可惜維也納會議對希臘人的要求根本不感興趣，它滿腦子想著的只是如何讓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蘭教的或其它教的，分別保住各自的王位。因此，希臘人什麽也沒盼到。

日爾曼的笑柄

維也納會議犯下的最後的、也可能是最大的錯誤，就是對德國間題的處理。宗教改革和30年戰爭不僅完全摧毀了這個國家的繁榮與財富，而且將它變成了一盤毫無希望的政治散沙。它分裂成兩三個王國、四五個大公國、許多個公爵領地以及數百個侯爵領地、男爵領地、選帝侯領地、自由市和自由村，由一些只在歌舞喜劇里才能見得到的千奇百怪的統治者分別治理著。弗雷德里克大帝為改變這一狀態，創立了強大的普魯士，但這個國家在他死後便衰落了。

拿破倉雖然滿足了大多數德意志小國的獨立願望，但總數300多個的國家里，只有52個存續到了1806年。在爭取獨立的偉大鬥爭期間，許多年輕的德國士兵都夢想著建立一個統一而強大的新祖國。可沒有強有力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統一。誰能擔當這個領導者的角色呢？

在講德語的地區一共有5個王國。其中兩個是奧地利與普魯士，他們各自擁有上帝恩許的神聖國王。而其它3個國家，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維騰堡的國王卻是拿破侖恩許的。由於他們一度都做過法蘭西皇帝陛下的忠實走狗，在其他德國人眼里，他們的愛國信譽不免要大打折扣。

維也納會議建立了一個由38個主權國家組成的新日爾曼同盟，將其置於前奧地利國王，現在的奧地利皇帝陛下的領導之下。這種臨時性的解決方案不能讓任何人滿意。確實，一次日爾曼大會在古老的加冕典禮的城市法蘭克福召開了，目的是討論“共同政策及重大事務”。可38名分別體現38種不同利益的代表們濟濟一堂，做出任何決定都需要全票通過（一項曾在上個世紀毀掉強大波蘭帝國的荒唐的國會程序）。這使得本次著名的日爾曼大會很快淪為了歐洲人的笑柄，使這個古老帝國的治國政策變得越來越像我們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鄰居。

這對於為民族理想犧牲一切的德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侮辱。可維也納會議是不屑於考慮“屬民”們的個人情感的。它很快停止了有關德國問題的爭論。

密探時代

有人反對嗎？當然有。當最初對拿破侖的仇恨情感平息下來，當人們對反拿破侖戰爭的巨大熱情開始退卻，當人們開始充分意識到借“維護和平與穩定”之名所行的種種罪惡，他們便開始低聲抱怨了。他們甚至威脅要進行公開的反抗。可他們能做什麽呢？他們只不過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完全處於無權無位的弱勢。何況，他們正面對著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殘酷無情且極富效率的警察體系，處處受到嚴密監控，只好任人擺布了。

維也納會議的參與者們真誠地相信，“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是導致前拿破侖皇帝犯下篡位罪行的根源”。他們覺得將所謂“法國思想”的追隨者們消滅干凈，是順應天意民心的神聖之舉。就像宗教戰爭時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一邊無情地燒死新教徒或絞殺摩爾人，一邊覺得他的殘酷作為只不過是服從自己良心的召喚。在16世紀初期，教皇擁有隨心所欲統治自己屬民的神聖權利，任何不承認這種權利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誅殺他是所有忠誠市民的應盡責任。而到了19世紀初的歐洲大陸，輪到那些不相信國王有權按自己及首相認為合適的方式統治他的屬民的人變成了“異端”，所有忠實的市民都有責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檢舉他，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

有一點必須指出，1815年的歐洲統治者們已經從拿破侖那里學到了“統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們干起反異端工作時，比1517年做得漂亮多了。1815至1860年是一個屬於政治密探的“偉大”時代。間諜無處不在。他們出人王公貴族的宮殿，他們深入到最下層的低級客店。他們透過鑰匙孔窺探內閣會議的進程，他們偷聽在市政公園透氣、散步的人們的閑談。他們警戒著海關和邊境，以免任何不持有正式護照的不法分子滲入。他們檢查所有的包裹行李，嚴防每一本可能帶有危害“法蘭西思想”的書籍流入皇帝陛下的領土。他們和大學生一起坐在演講大廳，任何膽敢對現存秩序提出質疑的教授，馬上便會大禍臨頭。他們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兒童身後盯梢，免得他們逃學。

密探們的許多工作都得到了教士的大力協助。在大革命期間，教會的損失異常慘重。它的財產被沒收充公，一些教士被殺害。更有甚者，當公安委員會於1793年10月廢除對上帝禮拜儀式時，受伏爾泰、盧梭和其他法國哲學家無神論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輕人，竟然圍著“理性的祭壇”歡歌笑舞。教士與貴族們一起度過了漫長的流亡生涯。現在，他們隨盟軍士兵一起重歸故里，帶著一種報覆的心情積極投人了工作。

甚至連耶穌會也於1814年回來了，繼續他們教育年輕一代獻身上帝的工作。在反擊教會敵人的戰鬥中，它做得非常成功。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耶穌會的“教區”紛紛建立起來，向當地人傳播天主教的福音。不過它們很快發展成一個正式的貿易公司，並不斷干涉當地政府的內部事務。在葡萄牙偉大的改革家、首相馬奎斯·德·龐博爾執政時期，耶穌會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領土。但在1773年，應歐洲主要天主教國家的要求，教皇克萊門特十四世取消了這項禁令。現在，他們回到了工作中，循循善誘地對商人們的兒女講解“順從”和“熱愛合法君主”的道理，以免他們將來遇上瑪麗·安東奈特被送上斷頭台這類情形時，會發出竊竊的笑聲。

在普魯士這樣的新教國家里面，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的偉大愛國領袖們，還有號召對篡位者發起神聖反抗的詩人作家們，他們如今被貼上了“煽動家”的標簽，成了威脅現存秩序的危險分子。他們的住房被搜查，他們的信件受到檢查，他們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到警察局報到一次，匯報自己的所作所為。普魯士教官把沖天的怒火發泄到年輕一代身上，極其嚴厲地管教他們。在古老的瓦特堡，當一群青年學生以一種喧鬧卻無害的方式慶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時，普魯士當局竟將其視為一場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兆。當一名誠實卻不夠機靈的神學院學生鹵莽地殺死了一個被派到德國執行任務的俄國間諜，普魯士各大學立即被置於警察的監管之下，並且不經任何形式的審訊，教授們便紛紛被投入監獄或遭到解雇。

當然，俄國在實施這些反革命行動方面做得更過分，也更荒謬。亞歷山大已經從他突發的虔誠狂熱中解脫出來，逐漸患上了慢性憂郁癥。他終於明白了自己有限的能力，意識到他在維也納會議上淪為了梅特涅和克呂德納男爵夫人的犧牲品。他變得日益討厭西方，開始變成一位名符其實的俄羅斯統治者。而俄羅斯的真正利益其實存在於那個曾經給斯拉夫人上過最初一課的聖城君士坦丁堡。隨著年齡日長，亞歷山大工作越發努力，他取得的成就也越少。當他端坐於自己的書房時，他的大臣們正努力將整個俄羅斯變成一個刺刀林立的兵營。

這絕非一副美妙的畫面。也許，我該縮短對這個大反動時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讓你們對這個時期產生徹底的了解，那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這種阻礙歷史進步、扭轉歷史時鐘的嘗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結果無非是螳臂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