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拿破侖最終被流放聖赫拿島，那些屢戰屢敗於這位“可惡的科西嘉人”手下的歐洲統治者們便齊聚維也納，試圖消除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多項變革。

華爾茲與小步舞

歐洲各國的皇帝國王、公爵首相、特命全權大臣以及一般的大使總督主教們，還有緊隨他們身後的大群秘書、仆役和聽差，他們的工作日程曾因可怕的科西嘉人的突然重返（如今，他只能整日在聖赫拿島的烈日下昏昏欲睡了）而被粗暴打斷。現在，他們紛紛返回自己的工作崗位。為適當地慶祝勝利，舉行了各種晚餐會、花園酒會和舞會。在舞會上，追逐潮流的人士跳起了令人吃驚的新式“華爾茲”舞，引起了那些仍在懷念小步舞時代的女士先生們的竊竊非議。

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里，他們處於惶恐不安的引退狀態。當危險終於過去，談起革命期間所遭受的種種痛苦與磨難，他們不免洋洋灑灑、振振有辭，有著滿腹的苦水想要傾吐。他們期望撈回損失在可惡的雅各賓黨人手里的每一個子兒。這些不值一提的野蠻革命者居然敢處死上帝所封的國王，還自作主張地廢除假發，拿巴黎貧民窟的破爛馬褲來取代凡爾賽宮廷式樣優雅的短褲。

你們一定會覺得滑稽，因為我竟會提到這樣一些瑣細無聊的小事。不過，著名的維也納會議就是由一長串荒唐可笑的議程構成的。有關“短褲與長褲”的問題吸引了與會代表們長達數月之久的興趣，相形之下，薩克森的未來安排或西班牙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反倒成了無甚緊要的細枝末節。普魯士國王陛下走得最遠，他特意定制了一條短褲，以便向公眾顯示陛下對一切革命事物的極度蔑視。

另一位德國君主在表現他對革命的仇恨方面也不甘落後。他嚴正頒布了一條敕令：凡是在那位法國篡位者統治期間繳納過稅款的屬民，必須重新向自己的合法統治者繳納這些稅款。因為當他們在遭受科西嘉魔王的無情擺布時，他們的國王正在遙遠的角落里默默地愛著他們。就這樣，維也納會議上的荒唐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直到有人氣得喘不過氣來，疾呼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老百姓為什麽不抗議、不反抗呢？”是啊，為什麽不反抗呢？因為人民已經被戰爭和革命弄得精疲力竭。他們完全絕望了，根本不在乎下一步會發生什麽，或者由誰在哪里及如何統治他們。只要能得到和平，就謝天謝地了。戰爭、革命、改革這些字眼已經耗盡了他們的全部精力，使他們感到疲憊和厭倦。

上世紀80年代，人人都曾圍著自由之樹歡舞。王公們熱情擁抱他們的廚子，公爵夫人拉著她們的仆役跳起了卡馬尼奧拉舞（法國革命期間流行的舞蹈）。他們真誠的相信，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新紀元已經降臨這個充滿邪惡的人世，一切將重新開始。不過伴隨新紀元而來的，是造訪他們客廳的革命委員，以及跟隨他身後的十幾個衣衫襤褸、饑腸轆轆的士兵。他們占滿了客廳的沙發，坐在主人的餐桌前大吃大喝。等造訪已畢，革命委員返回巴黎向政府報告，“被解放國家”的人民是如何熱情接受法國人民奉獻給友好鄰居們的自由憲法時，他們還順手牽走了主人家傳的銀制餐具。

當他們聽說有一個叫“波拿巴”或“邦拿巴”的青年軍官將槍口對準暴民，鎮壓了巴黎發生的最後一陣革命騷亂，他們不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為了安寧，犧牲一點自由、平等、博愛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沒過多久，這位“波拿巴”或“邦拿巴”就成了法蘭西共和國三位執政官之一，後來又作了唯一的執政，最後終於變成法蘭西皇帝。由於他比此前的任何統治者都更為強大、更有效率，他的手難免伸的很長，管得過寬，毫不憐憫地壓迫著他可憐的屬民們。他強征他們的男孩子入伍，他把他們漂亮的女兒嫁給手下的將軍，他奪走他們的油畫古董去充實私藏。他將歐洲變成一個大兵營，犧牲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性命。

現在，他終於被送到大西洋里的聖赫拿孤島。人們（除了少數職業軍人）只剩一個願望：讓他們不受打擾地安靜過日子。曾幾何時，他們被允許自治，選舉自己的市長、市議員和法官，可這套體制在實踐中卻慘告失敗。新統治者不僅毫無經驗，且言行放肆，在舊傷之上，又添了許多新創。出於純粹的絕望，人們轉向舊制度的代理人。他們說，“你們像過去一樣統治我們吧。告訴我們欠你多少錢，我們照單全付。其它的請高擡貴手，我們正忙於修覆自由時期的創傷。”

操縱維也納會議的大人物們，他們當然會盡力滿足人們期求和平、安寧的渴望。會議的主要成果是神聖同盟的締結。它使警察機構變成國家事務的主要力量。對那些膽敢對國家政策提出任何批評的人士，動輒施以最嚴厲的懲罰。

歐洲終於得到了和平，然而是籠罩在墓地之上的死氣沈沈的和平。

維也納三巨頭

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別是俄國的亞歷山大沙皇、代表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梅特涅首相及前奧頓地區主教塔萊朗。在歷次法國政府危機四伏的動蕩中，塔萊朗完全憑自己的精明狡猾，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現在他代表法國來到奧地利首都，試圖盡可能地挽救遭拿破侖塗炭的千瘡百孔的法國。就像打油詩里描寫的快活青年對旁人的白眼渾然不覺，塔萊朗這位不速之客闖到了宴會上開心地吃喝說笑，仿佛他真是被邀請的上賓。事實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不久之後，他便大搖大擺地坐上了主位，用他妙趣橫生的故事為嘉賓們助興，以自己的迷人風度贏得了大家夥兒的好感。

在他抵達維也納的前一天，塔萊朗了解到盟國已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一方是妄圖吞並波蘭的俄國和想要占領薩克森的普魯士；另一方是想制止兼並的奧地利與英國。但無論讓普魯士還是俄國獲得主宰歐洲的霸主地位，都會有損於英奧兩國的利益。塔萊朗憑借高超的外交手腕和騎墻做法，遊刃於兩派之間。由於他的努力，法國人民得以免遭其他歐洲人在王室手下所受的十年壓迫。他在會議上爭辯道，法國人民的作為其實是毫無選擇的，是“科西嘉惡魔”強迫他們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現在篡位者已一去不返，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塔萊朗請求說，“給他一次機會吧！”而盟國正樂於看到一位合法君主端坐在革命國家的王位上，便慨然讓步了。波旁王朝終於得到機會，並加以過於充分的利用，以至15年後被再度趕下台。

維也納三巨頭中的另一位是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首席制定者，全名文策爾·洛塔爾·梅特涅——溫斯堡親王。正如其名所顯示的，他是一位大莊園主，風度翩翩的漂亮紳士，家財億萬且能干異常。不過，他屬於與城市和農莊里揮汗如雨的平民大眾相隔一千英里的那個封閉社會的產兒。青年時代，梅特涅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學求學，正值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斯特拉斯堡是《馬賽曲》的誕生地，雅各賓黨人的活動中心。在梅特涅的憂傷記憶里，青年時代愉快的社交生活被粗暴打斷了，一大群才能平平的市民被突然召去從事他們並不勝任的工作，暴民們通宵歡慶以謀殺無辜生命所換來的新自由的曙光。可梅特涅卻沒能看到人民大眾的真摯熱情，他也沒看到當婦女和兒童將面包和水塞給衣衫檻樓的國民自衛軍，目送他們穿過城市，去前線為法蘭西祖國光榮獻身時，他們眼里所閃爍的希望和神采。

大革命的一切給這位年輕的奧地利人留下的只是滿心厭惡。它太野蠻，太不文明。如果真的需要一場戰鬥，那也應該由穿著漂亮制服的年輕人，騎上裝配精致鞍具的高頭大馬，沖過田野去體面的廝殺。可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個發散惡臭的軍營，把流浪漢一夜之間提拔為將軍，這不僅愚蠢，而且邪惡。他常常會對在數不清的奧地利大小公爵們輪流提供的小型晚餐會上遇到的法國外交官說，“看看吧，你們那些精致的思想都帶來了什麽？你們喊著要自由、平等、博愛，可最終得到的是拿破侖。如果你們不胡思亂想，滿足現行制度，你們的情況會比現在好多少啊！”隨後，他就會闡述自己那套關於“維持穩定”的政見。他竭力宣揚重返大革命前舊制度的正常狀態，那時人人幸福，也沒人胡說什麽“天賦人權或人人生而平等”。他的態度是真誠的。他意志堅強、才能卓越，極善說服他人，因此他也成了一切革命思想最危險的敵人。梅特涅一直活到1859年，他親眼目睹了1848年的歐洲革命將自己苦心炮制的政策掃進歷史垃圾堆，遭到徹底的失敗。突然間，他發現自己變成了全歐洲最招憎恨的家夥，好幾次面臨被憤怒的市民私刑處死的危險。不過直到生命的盡頭，他依然認為自己做的都是正確有益的事情。

他一直相信，比之危險的自由，人民寧願要和平。他則盡己所能將最符合人民利益的東西賜予了他們。公正地看，我們不得不說他所全力構建的世界和平是相當成功的。列強們有40年時間沒自相殘殺，緊掐對方的脖子。直到1854年，俄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土耳其為爭奪克里米亞爆發了一場大戰，和平局面才被打破。這麽長的和平時期至少在歐洲大陸上是創紀錄的。

這個“華爾茲”會議上的第三位英雄是亞歷山大皇帝。他是在其祖母，著名的凱瑟琳女皇的宮中長大的。除了這位精明的老婦人教給他將俄羅斯的榮耀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還有一位瑞士籍的私人教師，一位伏爾泰和盧梭的狂熱崇拜者。教師極力向他的幼小心靈灌輸熱愛全人類的思想。這樣，待亞歷山大長大後，他的身上奇怪地混台了自私的暴君與感傷的革命者兩種氣質，使他常常陷於自我沖突的痛苦之中。在他瘋癲的父親保羅一世在位期間，亞歷山大倍受屈辱。他被迫親眼目睹了拿破侖戰場上的大屠殺，俄軍淒慘的潰敗。後來他時來運轉，他的軍隊為盟國贏得了勝利。俄羅斯從荒僻的邊陲之國搖身而為歐洲的救世主，這個偉大民族的沙皇也被奉為神明。人們指望他醫治世間的所有創傷。

可亞歷山大本人卻不夠聰明。他不像塔萊朗和梅特涅那樣深諳人性，對外交這一奇妙的遊戲，也玩得不夠精熟。當然，亞歷山大愛慕虛榮（在某些情形下誰又能不愛呢），喜歡群眾的掌聲與歡呼。很快，他便成為維也納會議主要的“焦點和吸引力的源泉”，而梅特涅、塔萊朗、卡斯雷爾
（精明干練的英國代表）則悄悄繞桌而坐，一邊愜意地呷著匈牙利甜酒，一邊決定著具體該做的事情。他們需要俄國，因此對亞歷山大畢恭畢敬。不過亞歷山大本人越少參與實質性工作，他們就越高興。他們甚至對亞歷山大提出的組織“神聖同盟”的計劃大加讚同，好讓他全心投入，自己則可以放手處理緊急的事情。

亞歷山大喜歡社交，經常出席各種各樣的晚會，會見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這些場台，沙皇顯得既輕松又快活。不過他的性格中還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努力想忘掉某些難以忘卻的事情。801年3月23日夜，他焦急地坐在彼得堡聖米歇爾宮的一間房間里，等待著他父親退位的消息。可保羅拒絕簽署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員強塞到他桌前的文件。官員們一怒之下，用圍巾纏住老沙皇的脖子，將他活活勒死了。隨後他們下樓去告訴亞歷山大，他已經成為了所有俄羅斯國土的皇帝。

亞歷山大生性敏感，這個恐怖夜晚的記憶一直糾纏在他腦海，揮之不去。他曾經在法國哲學家們的偉大思想中受過熏陶，這些人相信的不是上帝而是人類的理性。不過，單單理性並不足以解脫處於心靈困境中的沙皇。他開始出現幻聽幻視，感覺到形形色色的形象和聲音從他身邊飄過。他試圖找到一條途徑，使自己不安的良心平靜下來。他變得異常虔誠，對神秘主義發生了興趣。神秘主義即對神秘和未知世界的奇特崇拜和熱愛，它的淵源與底比斯、巴比倫的神廟一樣久遠。

神秘的女先知

大革命期間過度膨脹、過度焦灼的情感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影響了人們的性格。經歷了20年恐懼與焦慮折磨的男男女女，都變得有些神經兮兮。每聽到門鈴聲響，他們會驚跳起來。因為這響聲可能意味著，他們唯一的兒子“光榮戰死”了。革命期間所大肆宣揚的“兄弟之愛”或“自由”等等觀念，在飽受痛苦煎熬的農民耳里，無非是一些意義空洞的口號。他們願抓住任何能救其脫離苦海的東西，使他們重拾面對生活的勇氣。在痛苦與悲傷中，他們輕易讓一大幫騙子得了手。這些人偽裝成先知的樣子，四處傳播他們從《啟示錄》的某些晦澀章節里挖出來的新奇教義。

1814年，己多次占卜問靈的亞歷山大聽說了一個新的女先知的事情。據說她預言世界末日即將到來，正敦促人們及早悔悟。此人就是馮·克呂德納男爵夫人。這位俄國女人的丈夫是保羅沙皇時代的一名外交官。有關她的年齡和聲譽，議論紛紛，可都不確定。聽說她把丈夫的錢財揮霍一空，還因種種桃色事件，使他顏面盡失。她過著異常輕佻放蕩的生活，最終身心崩潰，一度處於精神失常的狀態。後來，因目睹一位朋友的突然死亡，她皈依了宗教，從此厭棄了生活中的一切快樂。她向一位鞋匠仟悔自己從前的罪惡。這位鞋匠是一位虔誠的摩拉維亞兄弟會成員，也是被1415年的康斯坦斯宗教會議處以火刑的老宗教改革家胡斯的信徒。

接下來的十年，克呂德納呆在德國，一心一意地從事勸說王公貴族們“皈依”宗教的工作。感化歐洲的救世主亞歷山大皇帝，使他認識到自己犯下的錯誤，這是男爵夫人平生最大的志願。而亞歷山大正處憂傷之中，任何能給他一線慰藉的人，他都樂意聽聽他們的開解。會面很快被安排妥了。1815年6月4日傍晚，男爵夫人被帶進沙皇的營帳。她第一眼看見這位大人物時，他正在讀自己隨身攜帶的《聖經》。我們搞不清楚男爵夫人究竟對亞歷山大說了些什麽。可當她三小時後離開時，陛下滿面淚容，發誓說“他的靈魂終於得到了安寧”。從那天開始，男爵夫人便成了沙皇忠實的夥伴及靈魂的導師。她隨他去巴黎，然後又到維也納。當亞歷山大不出席舞會的時候，他就參加克呂德納夫人的祈禱會。

你也許會問，我為什麽要如此詳細地給你們講述這個離奇的故事？難道19世紀的種種社會變革不比一個精神失衡的女人的生涯更具重要性嗎？忘掉這個女人不是更好嗎？當然是這樣的。不過這個世界上己經有夠多的歷史書，它們能精確而詳盡地告訴你那些歷史大事。而我希望你們從歷史中了解到比一連串的歷史事實稍微多一些的東西。我要你們帶著一顆毫無偏見的心靈去接近歷史、觸摸歷史，絕不要僅僅滿足於“何時何地發生了什麽”這樣簡單的陳述。去發掘隱藏在每個行為下面的動機，而後你對世界的了解就會更上一層，你也將更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歸根結底，這才是唯一真正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

兩個不幸男女的共同作品

我不希望你把“神聖同盟”僅僅視為1815年簽署，現在勉強保存在國家檔案館中早被廢棄和遺忘的一紙空文。它也許己被遺忘，可它絕非對我們今天的生活毫無影響。神聖同盟直接導致了門羅主義的產生，而門羅主義與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有著顯著的關聯。所以，我希望你們了解這一文件如何碰巧出現，以及隱藏在這一重申基督教對責任的忠誠奉獻的宣言背後的真實動機。

一個是遭受了可怕精神打擊，試圖撫平靈魂不安的不幸男子，另一個是虛度半生，容顏盡毀，只能靠自命為一種新奇教義的先知來滿足虛榮心與欲望的野心勃勃的女人，他們倆的古怪結合造就了“神聖同盟”。它是兩個不幸男女的共同作品。這些細節並不是什麽天大的秘密，如今才由我泄

露出來的。像卡斯雷爾、梅特涅、塔萊朗這等清醒理智的人物，他們當然知道這位多愁善感的男爵夫人能力有限。梅特涅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她打發回德國，給神通廣大的帝國警察局首腦寫一紙便條就能解決問題。

可法國、英國、奧地利正需要俄羅斯的善意，他們不敢觸怒亞歷山大。他們容忍這位愚蠢的老女人，因為他們不得不克制自己的脾氣。雖然他們全都認為神聖同盟是純粹的胡說八道，甚至不值得為它浪費紙張，可當沙皇向他們朗誦以《聖經》為基礎創作的《人類皆兄弟》的潦草初稿時，他們只能耐心地傾聽。這是創建神聖同盟試圖達到的目的，簽字國必須申明“在管理各自國家的事務，及處理與別國政府的外交關系時，應以神聖宗教的誡條，即基督的公正、仁慈、和平為唯一指導。這不僅適用於個人，且應對各國的議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並作為加強人類制度，改進人類缺陷的唯一途徑，體現在政府行動的各個步驟中。”爾後，他們還相互承諾，將保持聯合，“本著一種真正牢不可破的兄弟關系，彼此以同胞相待，在任何情況、任何地點相互施以援手。”等等等等。

最後，雖一個字也沒讀懂，奧地利皇帝還是在“神聖同盟”誓約上簽署了自己的大名。法國的波旁王室也簽了字，時勢使它非常需要拿破侖舊敵的友誼。普魯士國王也加入了，他迫切希望亞歷山大支持他的“大普魯士”計劃。當然，受俄國擺布的所有歐洲小國都簽了字，它們別無選擇。英國拒絕簽字，因為卡斯雷爾認為該條約不過是一些空話。教皇沒有簽字，他對一個希臘東正教徒和一個新教徒來插手他的事務感到甚為憤恨。土耳其蘇丹當然沒簽，因為他對盟約上說的東西一無所知。

而歐洲的老百姓不久後就不得不正視這一條約的存在。隱藏在神聖同盟一大堆空洞詞句背後的，是梅特涅糾集起來的五國盟軍。這些軍隊可不是鬧著玩兒的。他們的存在無疑在警告世人，歐洲的和平是不容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攪擾的。這些自由主義者被視為喬裝打扮的雅各賓黨，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使歐洲重返大革命的動亂年代。歐洲人對1812、1813、1814和1815年的偉大解放戰爭的熱情開始慢慢消逝，隨之而來的是對幸福生活的真誠企盼。在戰爭中首當其沖的士兵也希望和平，他們變成了和平的宣講者。

不過，人們並不需要神聖同盟和列強會議賜予他們的那種和平。他們驚呼自己被欺騙，被出賣了。可他們小心翼翼，以免自己的話傳到秘密警察的耳里。對革命的反動是成功的。策劃這一反動的人真誠相信其作為有益於人類富扯。可動機雖然良好，一樣難以忍受。它不僅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痛苦，而且大大阻礙了政治改革的正常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