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清季讀書人有一種風氣，以研究輿記為時髦，魏默深﹑徐松庵﹑林則徐﹑王錫祺等，都是這一流，而以王錫祺魄力為最雄渾。王氏輯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一書，正編十二帙，64卷，1千2百種（輯于1877－91年）；補編仍分12帙，僅58種（成于1894）；再補編1百另8種（成于1897）。集清代輿地譯著之大成，惜混雜割裂，且不注明原引書名，不無可病，惟若干文獻得以流傳，未始無功。其中有關南洋的著譯，計有專著22篇，闕名雜著17篇，譯書12種。50年來中國學者從事南洋史地考證的，幾乎不能沒有此書。

以上這三類的著作，都不能稱為真正的研究工作，他們祗做了搜集資料的研究準備工作，他們都沒有正式研究。正式做研究工作的，是另一批人，最早而又最成功的，是沈曾植。沈字子培，號乙廠，晚號寐叟，嘉興人，光緒庚辰（1880）進士，官至安徽布政使，著有《海島廣証》一卷，也就是《島夷志略廣證》。他這部雖仍用老式考據方式，可是比《四庫全書考證》的只在字的異同上著眼進步得多了，因為他也考證它的內容史實。沈氏又有竄改原文的習氣，因此我們引用時極宜審慎。但無論如何總算是中國學者對南洋研究的貢獻。

其次是陳士芑的《海國輿地釋名》（1902年刊），在目前雖已失時，但在50年前卻是非常出風頭的。

本世紀初對南洋研究聲勢最大的是丁謙的各史外國傳地理考證11篇。他的考證工作雖不是專為南洋而作，但各史外國傳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南洋各國，因此他這部工作和英國祁利尼的研究一樣，正是扛鼎力作，可是他的考證方法是很落後的。到現在﹐已不再有人願意徵引他的說法了。他這部書是1915年才收在浙江圖書館叢書內刊行的。 50年來﹐有不少人引用它，根據它。

總之，50年前，南洋研究在中國尚未萌芽，我們雖有這幾部專門著作，在他們心目中，並沒有甚麼南洋研究的概念，正和歐洲的漢學家一般。至于日本，自也不能例外，有關南洋的著作，也是漢學家的副產品，如馳譽歐洲的高楠順次的英譯《南海寄歸內法傳》(1896年刊），便是最好的例子。南洋古代史的原始資料，都在中國古籍中，不通漢文，無從下手，可是中國學者竟不知利用，即如翻譯，也拱手讓外國學者越俎代庖，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日本50年前的漢學研究中心是在東京，以帝國大學的史學會為大本營，明治22年（1889）創刊的《史學雜志》便是日本漢學研究心得發表的權威刊物，能和巴黎的《亞洲學報》﹑倫敦的《皇家亞洲學報》﹐相提並論，不過範圍稍狹而已。

四、50年來法國學者的貢獻

50年來的南洋研究，在西方仍以法國為祭酒，博洽而又精深的漢學大家不絕的產生，有關南洋的著作，為全世界所重視，即使是荷蘭萊登白列爾(E. J. Brill)所刊行的《通報》，也不得不借重法國的漢學家。50年來法國的南洋研究，是由沙畹開端的，配上一位梵文大師烈維（Sylvain Levi），正如虎添翼，傳譯考證，無往不利。

歐洲各國的南洋研究，除漢學家偶一涉獵外，無可諱言的，都是以本國在南洋的殖民地為對象的，法國自亦不能例外。法國自1885年佔領越南後，即展開越南研究，1898年成立「越南考古學會」，到1900年，因考古學範圍太窄，便改組為「遠東博古院」，2年後河內的院址建成，便展開考古學﹑人類學﹑史學﹑地理學，以及南洋各種語文的研究工作。50年來人材輩出，法國著名世界的大學者，都是該院出身的，如伯希和（Paul Pelliot），馬思伯樂（Maspero），鄂盧梭（L. Aurousseau），戈岱司（George Coedes）等，成績斐然，光芒萬丈。

遠東博古院的總部設在河內，並有大規模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分院設于高棉、永珍和順化。高棉以研究柬埔寨文化為對象，永珍以探討寮國文化為中心，而順化則和河內一般，集中人才專攻中國和越南的文化。至于人種學研究，則有芽莊和班美篤兩個據點，而在峴港也設有博物院。越北的萊州，寮國的鑾巴剌邦和川壙，都設有臨時研究站。戰後情勢轉變，該院總機關已自河內遷至西貢。

他們50年來的研究，博大精深，為任何國家在南洋所不及。他們的研究人員，不辭一切艱辛，從事考古發掘，描摹斷簡，蒐羅殘碑。他們的工作地點，遍佈在越南和暹羅，多至數百處。他們又從印尼學到了考古學上的一種新技術叫做「分析重建術」（Anastylosis），利用古廟殘碑，或遺物碎片，重新拚湊，恢復原狀，除了在銜接處加些士敏土或其他膠質之外，一切仍舊。至于地下發掘工作，比任何國家做得更普遍，最努力的是馬勒立（L. Malleret），他在越南工作了40餘年，發現扶南故址是他顯著的一件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