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明顯，大家說的不完全是一回事情。按照人們思維的習慣，合理的辦法應是按照某種標準如英國的體例統一起來。但是，完全按照英國的分類也不行。英國“創意產業”的面實際上很寬。英國創意產業特別工作組對創意產業界定為“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行業”。按照這個定義，“創意產業”的題中應有之義，除了高端的“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也有“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即“創意”少或者幾乎沒有的環節。如藝術和文物交易（也有人譯為“藝術品古玩交易”等），包括：繪畫、雕塑、紙制作品、其它藝術（如編織）、家具等的零售。“電影錄像”除了“電影劇本創作，制作”外，也包括“分銷、展演”。“互動休閑軟件”除了“遊戲開發、出版”，也有“分銷、零售”。“音樂”也包括“管理、翻錄及促銷”。“電視廣播”也包括“傳送”[4]。如果以英國概念為標準，中國國內認為“創意產業”是文化產業的高端的說法並不能完全成立，從而“創意產業”提法的必要性會大打折扣。為了突出“創意產業”概念的特征，對英國概念進行“揚棄”是必要的。強調“原創”，是既符合英國原意，也更符合中國文化、科技發展之現實需要的，而根據各個城市特點確立符合自己特質的“創意產業”內涵與分類體系也是符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哲學原理的。“各行其是”自有道理。

但不統一帶來的麻煩也太多了。沒有同一性的概念如何交流？對象不能確定，如何操作？確定而不能統一，如何比較？大家都有關於“創意產業”的若干統計數據，而事實上統計的東西都不一致。這樣的數據除了縱比可行，橫向的比較幾乎很難說明什麼問題。這樣的局面不能不讓人懷疑：“創意產業”到底作為一般的揭示性概念還是作為操作性概念更為合理？

一般的揭示性概念容易變成簡單炒作的題材。個別城市把自己的老家底、老做法換個新說法，迅速跟進“創意”概念，先掛號，再貼牌，再觀察調整，這樣的做法有戰略保險之利，也有戰略模糊之弊。概念泛濫容易滑向實質消解。將“創意XX”隨意地安置在“科技興市”、“文化立市”等一系列口號之中，也許會讓人無所適從。事實上，一個城市帖“創意”之牌容易，真正有“創意”難，真正地“產業”起來更難。一些創意園區，名為創意園區，實為房產開發。回想一些城市市中心老廠房這些年的轉變軌跡，從最初的都市工業樓宇到後來的都市工業園區再到如今的創意產業集聚區，如沒有以創意為魂的業態支撐，誰能保證過幾年不會出現一個新概念，再將創意產業集聚區取而代之？時代呼喚真正的“創意產業”的新業態。“創意產業”浪潮中的城市面臨從“概念”到“業態”的轉換的任務。城市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否應該是，趁著“創意產業”概念的導入，提醒自己檢查資源與思路，有沒有可能在舊有的業態之外，可以生長符合自己城市特質的新的產業形態與產業重點？

四、如何“產業”？

從“創意”到“創富”，到形成“產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只要有人，都會有“想法”，都會有“點子”，但低水平的分散的零碎的“想法”、 “點子”絕大部分不會變成財富，更難以變成有規模有系統可持續生長的財富。只有那些有市場接受潛力的“想法”和“點子”經過復雜的思維活動，按照人們的習慣與時尚，形成創意作品，才能夠邁出“產業”的第一步。而大量的“創意作品”還要經過創意度、創意密集度、創意體系（集群）的篩選，變成可體系化批量生產的“創意產品”，變成可交易的“創意商品”，還要經過知識產權的保護，還要經過品牌化的過程，才有被市場接納從而“創富”的可能。產權是贏利的法律保證，而品牌才是贏利的市場基礎。“創意產業”從根本上說，也是“品牌經濟”、“ 注意力經濟”。品牌是人們市場選擇的第一依據，是讓商品在排他性、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中脫穎而出的一種篩選機制。創意好固然是品牌佳的重要基礎，但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好的創意沒有形成好的品牌的例子是很多的。縱使形成了好的品牌，也必須要有暢通的“渠道”，保證“創意產品”能夠暢通地與消費者見面，通過流通、交易，真正使“創意”變成“創富”。大體來說，創意要經過“創意作品――知識產權――品牌――渠道――銷售――贏利”的較長的路徑。

容易看出，“人”在“創意產業”鏈條中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創意作品、產品、商品需要“人”去做，而最終的消費市場也是“人”構成的。什麼樣的人，構成什麼樣的創意作品，什麼樣的人，構成什麼樣的創意消費市場。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性格，文化傳統，消費能力，消費觀念。因此，不同的城市發展創意產業的基礎是不一樣的。那麼，對於中國意圖發展創意產業的城市來說，可能都需要系統地反思一下：我市是否需要發展“創意產業”？需要在何種程度上發展“創意產業”？我市有什麼發展“創意產業”的優勢與不足？有沒有發展“創意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如果要發展，應當做些什麼？產業突破口與產業重點是什麼？政府應當具體做些什麼？

對於國家來說，特別是象北京、上海這樣的中國兩大“超級城市”來說，發展“創意產業”是權利，也是責任。在世界產業發展的大格局中，人們已經注視著中國。被譽為“創意產業之父”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霍金斯表示，創意產業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英國《金融時報》用一篇《中國下一步棋：創意經濟》的文章提出：中國將重點發展創意產業。如果說，發展“創意產業”是國家責任，那麼北京、上海是責無旁貸的第一梯隊。

事實是，不僅在北京、上海，中國“創意之都”的大旗隨處可見，創意已成為各城市最時髦的標簽與口號。幾乎所有的產業都試圖與創意相關聯，似乎創意已成為包治百病的良藥。也有人稱中國的創意產業為“大煉鋼鐵”。到了這種地步，需要人們理性反思了。應該說，一般性地發展“創意產業”所含的有關產業部門，普遍提倡創意精神，對任何城市來說，都無可厚非。而如果要將其作為城市的根本方略，超越於其它產業其它領域，則需要更多的思考。即使如京、滬這樣的超級城市對待“創意產業”都需慎重，都要特別注意對城市特質與“創意產業”門檻的審視，都要考量一下創意產業的全球容量與全國容量、區域容量，何況其它城市。創意產業體系實際上也是競爭體系。從全球范圍內看，存在著國際競爭。從國內看，有區域競爭。當然，這兩個層次也是緊密相連的。意圖發展“創意產業”的城市需要綜合考慮城市區位，國際化或全國化的地理通道，城市競爭與合作格局，城市性質，城市文化傳統，城市現代化、工業化、信息化、國際化水平，城市總體發展水平，城市地位，城市形象與城市品牌等多樣指標。

說“創意產業”，當然不一定要求其都是國際水準的產業，就如農業與工業一樣，“創意產業”也允許有不同層次的產業水平與產業市場存在。但不管哪個層次的創意產業中心，都要有符合創意產業發展的基本條件。而最重要的，如前所述，一為消費市場，一為人才。

凡是商品，總要有市場才能實現效益。能夠把國際市場作為主要市場的中國城市是不多見的，對於大多數城市來說，能真正有效地開拓國內市場就算很不錯了。而從整體上說，我國文化創意經濟的市場不夠成熟，需求也不穩定。據國外經驗，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後，將觸發社會消費的結構升級，2003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090美元，國內居民的財富積累已到了消費升級的臨界點，在消費結構升級階段，人們對文化內容的消費需求將日益增長。但是，相對於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發展的國際水準，這個消費水平仍然是非常低的。居民消費結構中文化消費、創意消費的比例仍然不容樂觀，特別是生活性、精神性的消費比例非常低，以純粹的創意為首要的消費對象的創意產品，如文學藝術，其市場空間很難得到保證，因為人們對它的需求是柔性需求，不是說它是非消費不可的，這勢必影響這部分創意產業的國內容量。相反，與工業緊密相連的生產性創意消費（工業設計、建築設計等消費）與附屬於物質產品的創意消費（如家具設計、服飾設計等消費）都是剛性消費，創意雖然是附著在物質產品上並且創意不是首要消費對象，但是，正因為物質產品的消費是剛性的，是大量的，創意產業附著其上，才能保證廣闊的創意消費市場。所以，根據中國的國情，具有相應的生產性創意消費市場的開拓與輻射能力的城市重點發展創意產業可能更有市場保障。

另外，就是創意產業的人才資源。創意人才資源的多少固然與城市的高校有關，高校多了，基礎人才多，哪怕出創意人才的比例不高，但絕對數也較多。但是，看一個城市“創意產業”的基礎最重要的還是看創意型人才的數量與質量。對人才資源評估要理性，要注意不能盲目地比面上的 “學歷人才”數，用宣傳性的資料自我安慰。人多，未必“創意”多，文憑高，未必“創意”高，“人”多未必“才”多。不要輕易地把高校與人才劃等號。相反，一個城市的創意氣質，會影響所在地的大學氣質，會影響到創意人才的品質與數量。這種城市氣質說起來虛，在生產、生活的各領域又具體可感，特別是在城市之間進行比較時，更能讓人覺得它是一種實在的因素，盡管很難量化評估。一個城市一定要把自己放到城市體系中去比較創意氣質。真正具有創意氣質的城市哪怕不能培養多少人才，也能吸引創意人才。而這才是最重要的。一個城市能吸引到的人才層次，也非常關鍵。國際化的？全國化的？大區域性的？全省性的？（如果全省性的人才聚集能力都沒有，可能發展“創意產業”比較脫離實際），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城市“創意產業”發展的標尺。具有強大的創意能力、寬廣的視野、獨到的眼光、掌握了國際標準、擁有廣泛的國際人緣的高規格人才，對高水平、國際化的創意產業是必須的。正是在這樣的標準之下，連北京、上海都感覺到人才的匱乏。北京海澱園管委會有關人士說：“我們人才是結構性的缺乏，我們在高端、內容等等方面缺乏，在市場推廣方面也缺乏，在中介方面也缺乏。”[5]統計資料顯示，在紐約，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占所有工作人口總數的12%；倫敦是14%；東京是15%。而目前上海創意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還不到千分之一。 據悉，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需要相當多的創意人才，尤其多媒體設計人才缺口高達8萬多名，而且在此方面的領軍人物更為稀少，這就嚴重阻礙了創意產業的發展。北京、上海如此，其它城市可想而知。要麼真能在本城市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要麼本著“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理念，超越本地，全球化組織人才資源，才有發展創意產業的基礎。但應充分估計到具體操作的困難。相對來說，其他創意產業資源就是次要的了。各中心城市應通盤考慮，全面分析，來決定把自己是定位在國際層次還是大區域層次上來階段性推進“創意產業”。

參與創意產業國際競爭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世界城市”，如倫敦、紐約、東京等。在中國，有條件參與創意產業之國際分工與合作的城市不多。北京是中國的心臟，國際化程度是較高的。2008年奧運會更是帶來了空前的國際化機遇。這給國際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中歐國際創意產業園聯合辦公室”已在北京CBD財富中心正式成立。 “中歐國際創意產業園”建成後，將成為英、法、意等國家知名度高、實力強的創意企業在北京投資發展的大本營。上海的情況類似。數十個創意產業基地已聚集了來自美國、日本、比利時、意大利等30多個國家的800多家創意設計企業，幾乎涉及創意產業的所有領域。上海市把2010年世博會看作既是上海創意產業發展和繁榮的機遇。上海市提出要抓住世博會所形成的綜合性國際化需求，推動上海創意產業的國際化和市場化進程。深圳、廣州背靠香港，也有得天獨厚的國際化優勢。內地一些中心城市的總體國際化優勢不明顯，但也有各自的國際化空間。如果整理得當，也能聚集起創意產業的國際化通道。國際化通道不僅是一種地理通道，更是文化通道。地理的接近性固然是優勢，而文化的接近性也許才是創意產業更重要的國際化基礎。

由於中國國土遼闊，國內發展不平衡現象又非常突出，即使沒有全國化的輻射能力，一些大區域中心城市的腹地也非常可觀。也正因為如此，一些大的中心城市才有發展“創意產業”的“野心”。而中國“創意產業”討論的焦點也在這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些城市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似乎可以規劃一個合理的“創意產業生態鏈”來安頓大家的“創意”激情。中國可以形成創意梯次。北京、上海、深圳各有所長，創意產業也有基礎。以它們為中心形成“東部三極”，能夠對全國產生第一級效應。其他與之相鄰的城市反而易於被其淹沒、吸納，最好與之協調整合。如果說“東部三極”由北至南，如一張“創意”之弓，則中國需要一支箭，由西向東射向世界。中、西部的大區域中心城市，誰來做箭？在中部，武漢與長沙可以候選。武漢，僅東湖開發區就有以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18所全國知名高等學府構成的中國最大的大學城，為全國第二大智力密集區。長沙的“創意精神”全國聞名，無庸贅言。“西部創意中心”可能是誰？幾個城市可以候選。成都：優勢在於城市綜合實力強，人居環境好，文化氣氛濃厚，缺陷在於工業基礎不強，國際化水平有待提高。西安：文化資源富礦，高校密集，國際知名度高，綜合科技實力，長期以來處在全國的前幾位。重慶：老工業基地，“直轄市”的活力四射，有四川美術學院這樣頗具實力的“創意人”基地。昆明：與東盟直接接壤，國際通道暢通，而且文化產業基礎好，城市創新氣氛濃。這些城市都有一定的條件而都沒有具備完全充分的條件。正因為如此，很讓人犯難。具備一定條件，做，不一有效，不做，心有不甘。更重要的是：不做，一定被動。你不做，而如果別人做了，後來者依賴性必大，從戰略上來說有風險。從這些城市的角度說，發展“創意產業”，實際上是在強占戰略高點。城市決策人不及時跟進，確有戰略失職之嫌。有基本條件者理當審時度勢，創造條件，強占先機。先發者優勢更大，後來者可能會失去本有的機會。因此，發揚“創意精神”，敢為天下先，建設創意城市，謀求跨越式發展，是這些城市的集體權利。從全國的角度看，似乎又有重復建設的弊端，但所有的競爭都是與適度重復相伴隨的。適度重復、適度競爭，從一個階段來看，有利於“創意產業”的整體推進。這些城市戰略爭奪的結果使各城市的優劣勢自然證明，確感不適合大力發展“創意產業”的城市也會在這樣的嘗試中收益。當然，這些城市在建立競爭體系的同時，更應該探討“創意合作體系”的推進，促成創意城市之間的產業銜接，明確各城市的創意分工，爭做創意之“單打冠軍”，使中國各城市之間的創意產業鏈更為合理。如成都可否建成“中國文化遺產創意之都”、“中國創意生活產業中心”， 長沙建成“中國傳媒創意中心”…… （注：僅是示例，非建議意見），而不必謀求成為全國的綜合性創意中心。而一些城市可以更多地承接其他城市的產業轉移，做好“文化傳播產業城市”，發展文化旅遊等產業。“能打工時且打工，當創意處即創意”，至少從階段發展的角度看，這不失為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