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出國乘英國郵船二等艙，夥食非常好。回國乘三等艙，夥食差多了。圓圓剛斷奶兩個月，船上二十多天，幾乎頓頓吃土豆泥。上船時圓圓算得一個肥碩的娃娃，下船時卻成了個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當時疏忽，沒為她置備些奶制品，輔佐營養。我好不容易餵得她胖胖壯壯，到上海她不胖不壯了。

鐘書已有約回清華教書，我已把他的書本筆記和衣物單獨分開。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聯大（清華當時屬西南聯大）。他只身遠去，我很不放心。圓圓眼看著爸爸坐上小渡船離開大船，漸去漸遠，就此不回來了，她直發呆。她還不會說話，我也無法和她解釋。船到上海，我由鐘書的弟弟和另一親戚接到錢家。我們到辣斐德路錢家，已是黃昏時分。我見到了公公（我稱爹爹）、婆婆（我稱唔娘）、叔父（我稱小叔叔）、嬸母（我稱四嬸嬸），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圓圓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這時突然面對一屋子生人，而親人又只剩了媽媽一個，她的表現很不文明。她並不撲在媽媽身上躲藏，只對走近她的人斬絕地說“nonnon！”（我從未教過她法語），然後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頭（我也從不知道她會卷小舌頭）。這大概是從“對門太太”處學來的，或是她自己的臨時應付。她一歲零三個多月了，不會叫人，不會說話，走路只會扶著墻橫行，走得還很快。這都證明我這個書呆子媽媽沒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稱作“打花舌頭”，覺得新奇，叫她再“打個花舌頭”，她倒也懂，就再打個花舌頭。不過，她原意是示威，不是賣藝，幾天以後就不肯再表演，從此她也不會“打花舌頭”了。錢家的長輩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給她換上軟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從小聽到的語言，父母講的是無錫話，客人講國語，“對門太太”講法語，輪船上更是嘈雜，她不知該怎麽說話。但是沒過多久，她聽了清一色的無錫話，很快也學會了說無錫話。

我在錢家過了一夜就帶著圓圓到我爸爸處去，見了爸爸和姐妹等。圓圓大約感覺到都是極親的人，她沒有“吼”，也沒喊“nonnon”。當時，錢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難避居上海孤島，居處都很逼仄。我和圓圓有時擠居錢家，有時擠居爸爸家。

鐘書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後，曾回上海省視父母，並送爹爹上船（由吳忠匡陪同前往藍田師院），順便取幾件需要的衣物。他沒有勾留幾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我有個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飛路來德坊，她丈夫在內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適，就把她住的三樓讓給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二樓。她的媽媽（我的三姨媽）住在她家四樓。

我爸爸搬家後，就接我和圓圓過去同住。我這才有了一個安身之處。我跟著爸爸住在霞飛路來德坊，和錢家住的辣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帶著圓圓，到錢家去“做媳婦”（我爸爸的話）。

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因蘇州已淪陷，振華的許多學生都逃難避居上海，她抓我幫她在孤島籌建分校。同時，我由朋友介紹，為廣東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師，教高中一年級的全部功課（包括中英文數理等———我從一年級教到三年級畢業）。我常常一早出門，飯後又出門，要到吃晚飯前才回家。

爸爸的家，由大姐姐當家。小妹妹楊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歸。家有女傭做飯、洗衣、收拾，另有個帶孩子的小阿姨帶圓圓。小阿姨沒找到之前，我爸爸自稱“奶公”，相當於奶媽。圓圓已成為爸爸家的中心人物。我三姐姐、七妹妹經常帶著孩子到爸爸家聚會，大家都把圓圓稱作“圓圓頭”（愛稱）。

圓圓得人憐，因為她乖，說得通道理，還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出過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後腸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壞肚子。只要我告訴她什麽東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著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邊玩，大家都習以為常了。一次，我的闊學生送來大簍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聽著看著都會覺得好吃。圓圓從沒吃過。可是我不敢讓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邊玩。忽見她過來扯扯我的衣角，眼邊掛著一滴小眼淚。吃的人都覺得慚愧了。誰能見了她那滴小眼淚不心疼她呢。

這年（一九三九年）暑假，鐘書由西南聯大回上海。辣斐德路錢家還擠得滿滿的。我爸爸叫我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裏，騰出房間讓鐘書在來德坊過暑假。他住在爸爸這邊很開心。

我表姊的妯娌愛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來語去。我大姐姐聽到吵架，就命令我們把臥房的門關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鐘書耳朵特靈，門開一縫，就能聽到全部對話。婆媳都口角玲瓏，應對敏捷。鐘書聽到精彩處，忙到爸爸屋裏去學給他們聽。大家聽了非常欣賞，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鐘書雖然住在來德坊，他每晨第一事就是到辣斐德路去。當時，籌建中的振華分校將近開學。我的母校校長硬派我當校長，說是校董會的決定。她怕我不聽話，已請孟憲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為其難，像爸爸形容的那樣“狗耕田”。開學前很忙，我不能陪鐘書到錢家去。

有一天，鐘書回來滿面愁容，說是爹爹來信，叫他到藍田去，當英文系主任，同時可以侍奉父親。我認為清華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滿一年，憑什麽也不該換工作。鐘書並不願意丟棄清華的工作。但是他媽媽、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張他去。他也覺得應當去。我卻覺得怎麽也不應當去，他該向家人講講不當去的道理。

我和鐘書在出國的輪船上曾吵過一架。原因只為一個法文“bon”的讀音。我說他的口音帶鄉音。他不服，說了許多傷感情的話。我也盡力傷他。然後我請同船一位能說英語的法國夫人公斷。她說我對、他錯。我雖然贏了，卻覺得無趣，很不開心。鐘書輸了，當然也不開心。常言：“小夫妻船頭上相罵，船杪上講和。”我們覺得吵架很無聊，爭來爭去，改變不了讀音的定規。我們講定，以後不妨各持異議，不必求同。但此後幾年來，我們並沒有各持異議。遇事兩人一商量，就決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們沒有爭吵的必要。可是這回我卻覺得應該爭執。

我等鐘書到了錢家去，就一一告訴爸爸，指望聽爸爸怎麽說。可是我爸爸聽了臉上漠無表情，一言不發。我是個乖女兒。爸爸的沈默啟我深思。我想，一個人的出處去就，是一輩子的大事，當由自己抉擇，我只能陳說我的道理，不該幹預；尤其不該強他反抗父母。我記起我們夫婦早先制定的約，決計保留自己的見解，不勉強他。

我抽空陪鐘書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邊，我好像一頭撞入天羅地網，也好像孫猴兒站在如來佛手掌之上。他們一致沈默；而一致沈默的壓力，使鐘書沒有開口的余地。我當然什麽也沒說，只是照例去“做媳婦”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難堪的臉色，嘗到難堪的沈默。我對鐘書只有同情的份兒了。我接受爸爸無語的教導，沒給鐘書增加苦惱。

鐘書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辦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辦事，有時還到老遠的地方找人。我曾陪過他一兩次。鐘書在九月中旬給清華外語系主任葉公超先生寫了信，葉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藍田師院的新同事結伴上路了。

鐘書剛離開上海，我就接到清華大學的電報，問鐘書為什麽不回復梅校長的電報。可是我們並未收到過梅校長的電報呀。鐘書這時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華的電報轉寄藍田師院，也立即回復了一個電報給清華，說明並未收到梅電（我的回電現還存在清華的檔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後，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轉的電報。他對梅校長深深感激，不僅發一個電報，還來第二個電報問他何以不復。他自己無限抱愧，清華破格任用他，他卻有始無終，任職不滿一年就離開了。他實在是萬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電報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惱。

兩年以後，陳福田遲遲不發聘書，我們不免又想起那個遺失的電報。電報會遺失嗎？好像從來沒有這等事。我們對這個遺失的電報深有興趣。如果電報不是遺失，那麽，第二個電報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時候《吳宓日記》尚未出版。不過我們的料想也不錯。陳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後親來聘請時，鐘書一口就辭謝了。陳未有一語挽留。

我曾問鐘書：“你得罪過葉先生嗎？”他細細思索，斬絕地說：“我沒有。”他對幾位恩師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鐘書“辭職別就”———到藍田去做系主任，確實得罪了葉先生。葉先生到上海遇見袁同禮，葉先生說：“錢鐘書這麽個驕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國友人胡誌德向葉先生問及錢鐘書，葉先生說：“不記得有這麽個人”；後來又說：“他是我一手教出來的學生。”葉先生顯然對錢鐘書有氣。但他生錢鐘書的氣，完全在情理之中。鐘書放棄清華而跳槽到師院去當系主任，會使葉先生誤以為鐘書驕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據清華大學存檔的書信，寫過一篇《錢鐘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這裏寫的實情更加親切，也更能說明鐘書信上的“難言之隱”。

鐘書離上海赴藍田時，我對他說，你這次生日，大約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裏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鐘書半路上做詩《耒陽曉發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記錯了，我原先的估計也錯了。他的生日，無論按陽歷或陰歷，都在到達藍田之後。“耒陽曉發”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鐘書一路上“萬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達師院。他不過是聽從嚴命。其實，“嚴命”的骨子裏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愛的父親。他是傳統家長，照例總擺出一副嚴父的架式訓斥兒子。這回他已和兒子闊別三年，鐘書雖曾由昆明趕回上海親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見得幾面。他該是想和兒子親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邊。“侍奉”雲雲只是說說而已，因為他的學生兼助手吳忠匡一直侍奉著他。吳忠匡平時睡在老師後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沒人侍奉。

爹爹最寵的不是鐘書。而是最小的兒子。無錫鄉諺“天下爺娘護小兒”。鐘書是長子；對長子，往往責望多於寵愛。鐘書自小和嗣父最親。嗣父他稱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嚴父。鐘書虛歲十一，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輩子謹慎，從不任情，長子既已嗣出，她決不敢攔出來當慈母。奶媽（“癡姆媽”）只把“大阿官”帶了一年多就帶鐘書的二弟和三弟，她雖然最疼大阿官，她究竟只是一個“癡姆媽”。作嗣母的，對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會和她親。鐘書自小缺少一位慈母，這對於他的性情和習慣都深有影響。

鐘書到了藍田，經常親自為爹爹燉雞，他在國外學會了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誇他兒子孝順。我公公說：“這是口體之養，不是養誌。”那位先生說：“我倒寧願口體之養。”可是爹爹總責怪兒子不能“養誌”。鐘書寫信把這話告訴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爹爹是頭等大好人，但是他對人情世故遠不如小叔叔精明練達。他對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吹詡“兒子都不抽香煙”。不抽煙的只鐘書一個，鐘書的兩個弟弟都抽。他們見了父親就把手裏的煙卷往衣袋裏藏，衣服都燒出窟窿來。爹爹全不知曉。

他關心國是，卻又天真得不識時務。他為國民黨人辦的刊物寫文章，談《孫子兵法》，指出蔣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澤東懂得孫子兵法，所以蔣介石敵不過毛澤東。他寫好了文章，命吳忠匡掛號付郵。

吳忠匡覺得“老夫子”的文章會闖禍，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鐘書不敢諍諫，諍諫只會激起反作用。他和吳忠匡就把文章裏臧否人物的都刪掉，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發現文章刪節得所余無幾，不大高興，可是他以為是編輯刪的，也就沒什麽說的。

鐘書和我不在一處生活的時候，給我寫信很勤，還特地為我記下詳細的日記，所以，他那邊的事我大致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