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葛蘭西的理論牽連到卷入爭奪霸權的鬥爭，對於葛蘭西來說，即是爭奪那一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角色。這意味日常生活文化積澱下來的方方面面，深深卷入爭奪、贏得、喪失和抵制霸權的過程中――統治階級建構大眾文化領域，企圖贏得霸權，同時又以反對這一企圖的形式出現。因此，它不僅僅是包含了自上而下，同統治階級步調一致的大眾文化，而更像是兩者之間的一塊談判場所。”文化研究中的“新葛蘭西主義”既不同於讚揚大眾文化真實地是工人階級興趣和價值觀的真實表達的“文化主義”，也不同於文化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它認為文化既不再是一種阻礙歷史進程的、強加於人的政治操縱文化（法蘭克福學派）；也不是社會衰敗和腐朽的標志（阿諾德／利維斯主義）；也不是某種未受汙染的“工人階級”文化（霍加特、威廉斯和湯普遜的某些論述），相反，文化消費是“統治”與“反抗”之間的“談判”所產生的一種混合體；是一種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產生的，既是“商業化的”又是“真實的”文化。“文化實踐並不隨身攜帶它的政治內涵，日日夜夜寫在額頭上面，相反，它的政治功能有賴於社會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網絡，其間文化被描述為一種結果，體現出它貫通連接其他實踐的特定方式。

簡言之，以揭示文化實踐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接合是動態的——今天同資產階級價值連接的實踐，明天可能同這些價值脫鉤，改宗社會主義——霸權理論開拓了大眾文化領域，賦予它以巨大的政治可能性。”文化產品在有選擇的消費行為和生產性的閱讀和闡明行為中被重新定義、重新定型，並改變了其原來的方向，而這一切往往與其生產者的本意或所預見的情況截然相反，接受過程中的吸收、歪曲、抵抗、協商、覆原等都是文化鬥爭的形式，文化領域是一個各種利益和價值觀相互競爭的矛盾的混合體，是抵抗和融合之間一種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

從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一書開始，英國文化研究較少使用“大眾”(mass)而代之以“人民”（peole）。他們認為“大眾”這個概念不但具有精英化傾向、在高雅與低俗之間確立了一種對立關系，而且它還調和了文化的矛盾，將相互對抗和實踐和群體化解為一種中性的“大眾”概念。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費斯克（JohnFiske）堅決反對以“人民”為“文化笨蛋”，是一群沒有鑒別能力、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受工業巨頭宰制的被動的、無助的烏合之眾的觀點，“我們有必要寧可把人民想成一個多元的和不斷變化的概念，是一大批以各種方式遵從或反對主流價值體系的不同的社會群體。只要‘人民’這個詞還有用，就應該把它看做一個由不斷變動的和相對短暫的構成體組成的聯盟。它既不是一個一元的，也不是一個穩定的概念，而是一個處於重新構造之中的術語，與統治階級處於辯證的關系之中。”相應地，他們較少使用“大眾文化”而代之以“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以表明這種文化來自民間。

霍加特、威廉斯率先用“通俗”一詞來指一種相對自基礎上主的“民眾性”的工人階級文化。據他們的研究，在拉美地區和其他地方，有關“通俗”的話語長期用來將民眾自己創造並為自己所享有的藝術描述成一種與主流或霸權文化相對抗的領域，而後者常常是一種自上而下地強加於人的殖民文化。“所以，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通俗的力量’描述的是那些與控制與壓迫進行抗爭的群體，而‘通俗文化’就是描述民從自己擁有、自己創造、自己享用的文化；在這樣的文化里，民眾創造和參與了那種表達了他們的體驗和渴望的文化實踐。”這一認識基點，形成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的鮮明特點。

首先，拒絕高雅/低俗的傳統劃界，取消文化產品中審美標準的首要地位。文化產業的產品一般認為是“大眾文化”。盡管在人口比例上，社會的基本構成或最大群體是“大眾”，而權力/知識精英倒是一小撮，但因大眾無法“再現”自己，所以有關大眾生活的一切長期被統治文化打入另冊，成為主流之外的“邊緣”。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緬懷工人階級的民間文化，威廉斯《長期革命》強調文化應該是對社會種種描述的總和，所謂“人類最高的文明成果”、“經典的文學作品”及其所蘊含的意義並非文化的全部；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將文化定義為通俗文化、人民文化，意在重寫文化史以推翻官修史書的不平等的文化觀等等，都賦予工人階級一種對於其自身的經驗、價值和聲音的重要性。霍爾專文指出，“大眾”之成為一個普遍使用的概念，是權力集團與大眾的對立之間建構的：“建構‘大眾’所依據的原則是占中心地位精英或主導文化與‘邊緣’文化之間的張力和對立。正是這種對立，不斷地把文化領域劃分為‘大眾的’和‘非大眾的’。”這種權力集體由一種相對統一、相對穩定的社會力量——經濟的、立法的、道德的、美學的——聯合組成，比如學校和教育系統、文學與學術機構就發揮了把“有價值的”部分與“無價值”的部分區分開來的作用。因此，所謂“大眾文化”有三種定義。第一種是商業化、市場性的意義上的，它把“大眾”視為完全受操縱的被動力量予以批判，如法蘭克福學派；或者相反地用一種完整的可代替性的——真正“大眾的”文化與商業文化對立，如早期英國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一直搖擺於“自治”與完全控制之間：要麽面目全非，要麽徹底真實其原因在於把文化形式視為完整和諧的，而實際上，並沒有什麽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眾文化”存在於文化權力和統治關系的力量場之外。第二種定義是描述性的：大眾文化就是大眾所做的或曾做的一切事情。這種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的據點是無止境地擴大化的內涵，使之無法與非大眾文化區分開來，無法理解“大眾”是如何在與“精英”或“主導”的對立中被建構出來。因此需要有第三種定義，“大眾”是在與精英或主導文化的對立中被建構起來的，“在任何特定時期，這個定義關注的都是形式和活動，這些形式和活動以特定階級的社會和物質條件為基礎，體現在大眾傳統和實踐之中。從這一點說，它保留了描述性定義中有價值的東西。但它進一步認為，對大眾文化的定義來說，最關鍵的是與統治文化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用持續性的張力（關系、影響和對抗）來界定‘大眾文化’。這是圍繞文化的辯證法建立起來的文化概念。

它把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動的領域看作是持續變動的，然後考察把這一領域不斷建構為統治與附屬兩部分的那一關系。它考察使統治部分和附屬部分之間的關系得已表達的那個過程。它把它們視為一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某些東西得到積極的認可，從而把另一些東西拉下寶座。處於核心的是力量間變化的、不均衡的關系，它界定著文化領域——即，文化鬥爭與其眾多形式。它的主要焦點是文化間的關系以及霸權問題。”伯明翰文化研究以嚴肅的方式對待大眾文化，同時也堅持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維度，意圖將大眾文化放在與社會相關聯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他們基本上不關注現代主義及高雅文化的其他形式，而是把文化產業的一切形式看作是值得審美和關注的對象；其研究主題不只是文化產品也是實踐和生產、分配、接受塑造一個社會文化共同體的過程，它只是確定什麽樣的大眾而不是區分精英與大眾。

其次，把文化研究的重點從生產方式轉向流通過程，更關心文化產品的用法與用途。伯明翰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我們打破了‘受眾’被動無差別的概念。在傳統媒介研究中，受眾總是以受影響的形象出現，一直是廣播組織以及廣告機構調查的需要。而我們用一個更活泛、主動的受眾概念代替了這些過於簡單的觀念。在這種概念中，讀解、媒介信息如何被編碼、編了碼的文本的重要性和不同的受眾的解碼之間的關系都是活泛的。”

文化不是經制作成讓我們消費的東西，而是接受者在豐富多樣的消費活動中創造出來的，意義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暫時的，意義取決於它們的環境。在《編碼，解碼》的著名文章中，霍爾將經過意識形態編碼的文化諸形式與受眾的解碼策略聯系起來，不但信息編碼有賴於制度結構、生產網絡、知識背景、話語形式、技術基礎等多種多樣的因素，因此這個過程是開放的，而且一旦信息以符號的形式被編碼，它就向受眾使用的各種閱讀策略開放，讀者（觀眾）不能被視為一個單一的沒有區分的群體，他（她）是社會團體的混合物，這些團體以不同的方式將自己與主導意識形態的形式和意義聯系起來，所以生產與接受之間注定是不一致的，觀眾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將它們重新排列組合，解釋它們的社會意義。受眾的讀解有三種模式，一是主導—霸權的(dominant-hegemonic)，受眾以信息所提示的預想性意義來闡釋文本，直接從節目中獲取內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