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懷特說：“……選擇一種歷史視角而不是選擇另一種歷史視角的最佳理由最終是美學性的或道德的，而非認識論的”。 （懷特，1975，xii）這一論斷在以下諸點上語義含混。首先， 任何史學話語的實體部分必然是相對於歷史文獻和被記敘的歷史現實以產生的，這一運作方式本身即具有認識論性質。指稱性關系本身意味著，寫作策略中任何選擇必然基於某些“硬性的”、先在的（即非由作者創生的）書寫記錄，不論此記錄之再現質量的程度如何。按諸不同寫作方式所處置的文獻中之可公共接受的部分（如事件日期，戰鬥中的殺者和被殺者身份等等），並非史家選擇的結果。固然任何一種事件描述都是經由主觀選擇行為和運用客觀材料而形成的，這裏必然存在有不同史家間共同接受的“客觀”部分；正如在日常經驗中一樣，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間存在有集體持有的共同部分。因此不同於文學話語，史學家必須假定歷史事件之客觀存在，正如探員必須假定謀殺者及其行動細節的客觀存在一樣。此一認識論假定與獲得此存在之技術條件無關。在討論經驗話語時不必要地豐富修辭學運作乃為一種“簡單化”的而非“深刻化”的行為，如果不稱其為一種歪曲性行為的話。任何理論話語的深度只能相對於其適切語境和運作程序來衡量。如無一種實在論的制約，任何一種高級理論陳述均可輕易地、無限地發明出來，只要想象力足夠豐富即可。在此意義上，後現代主義的“高級理論”可比擬為現代派藝術，因為二者均因擺脫了對社會現實之有效指涉而成為一種形式遊戲。

海登·懷特又指出，“為了想出過去‘實際發生的事物’……，史學家必須首先預想出文獻中報導的整個事件系列以作為可能的知識對象。”（懷特，1975，第30頁）此預想的（prefigurative ）行為被說成是由19世紀史家實現於四種比喻語言中。於是，“敘事遠非僅只是一種可填充以不同內容的話語形式，現實的或想象的；在言語或寫作中實現此敘事之前已先具有了內容”（懷特，1986，xi）。如前所述，在史家寫作策略中的修辭學自由並不能用以否定歷史文獻中“硬性”內核的存在。正是史學話語類別對文獻運用的限定，使其本質上區別於文學話語，不論二者運用著多少美學的和修辭學的共同手法。不管懷特指出19世紀史學敘事中包含著多麽大量的主觀創作成分，此一事實並不能用於否定相關歷史過程的客觀存在本身。而歷史—文學雙棲作家當然有權利把兩種理智運作任意混合以創造“歷史文學”體載，此一創造只表明歷史過程在此類作品中被運作之方式，而無關於被運作歷史過程及其實證再現本身的性質。在使用“現實”一詞時，我們在相關於“事實”、“主體”、“邏輯”、“客體”等詞時，是在一般的和實用的層次上規定我們的話語的。一般而言，我們是通過在同一層次上與其它概念比較來規定和使用詞項的。

 歷史現實的內容可能相關於現實的許多不同層次和方面，其中某些是可觀察的，某些則否。就知覺的和因果的描述而言，在通常日用層次之上或之下，可能存在有許多相關層次供我們選擇。相對於任何研究計劃而言，在其描述程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外還存在許多其它層次。因此，對事件的任一描述，一般而言，必然是不完全的；特殊而言，則可能是完全的。後者乃是對經驗性史學運作的策略性需要之結果。歷史理論只在此實用性框架內，或在密切相對於社會現實時，來追求其理論性提升。極端相對主義的策略之一表現在：在相關於歷史情境和其理論運作的不同層次和方面之間進行任意變動。在追溯重要歷史過程的因果網絡時，通常我們並不進入歷史人物的生物學和物理學層次以下。在不同層次上必然具有多種多樣的因果關聯，如經濟的、社會學的、宗教的、心理學的、醫學的、自然的、文化的等等；不論是對歷史對象而言，還是對理論策略而言均如是。所選擇的層次和方面的適切性，通過經驗性史學研究的實用性質來加以認定。因此在有關歷史文獻中，只有有限數量的因果關聯層次可以和須要有效地納入研究程序之內。此外，相對於我們的科學目的，只有相關於現實的某一部分，以及在因實用需要而進行選擇的限度內，才被制定為與我們的史學運作相關聯。這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很難使歷史真理完全呈現，因為大多數歷史事件都比日常事件覆雜得多。但是我們須再次強調，這一事實並非表明我們有理由在歷史寫作中否定歷史事件的客觀性；上述認識論的限制不過是由於欠缺足夠的理智手段和技術手段而已。

 六、按跨學科—跨文化觀點為“歷史現實”正名

 由於現代史學及其理論發展的跨學科傾向，傳統史學學科的構成現已逐漸發生變化。按照我們前面的分析，在歷史現實和其再現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可主要歸諸於技術—實踐理性的問題：人類知識和技術手段的有限性以及人類活動的實用性。在這方面我們可指出，在古代西方或非西方傳統中所產生的歷史作品，在其描述和分析歷史現實時含有較明顯的缺欠。這一事實顯示了不同史學話語類型之間具有不同程度的再現力。不同再現力程度的存在因此可辯證地顯示有關歷史現實及其真理的實踐性判準的合理性，此處所說的真理概念起著衡量史學再現力的功能。

應當看到，在古代和現代史學實踐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再現精確性方面的差異，因為二者各自的學術運作條件十分不同。這兩類史學系統在認識論上的差別可間接證明“歷史現實和真理”概念的正當性。當前有關史學認識論的討論由於兩點主要理由而局限於一種古典主義中心論。前現代的社會文化知識具有較高的局限性，因此與現代時期相比，古代史學作品所包含的歷史訊息少得多。在討論歷史社會因果網絡和其可能再現結構問題時，我們寧肯多關註現代時期，因後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更廣泛、更精確的知識。只是由於職業性的學科慣例，史學家和哲學家才傾向於選擇在現代時期以前完成的古典作品來作為其史學認識論討論的主要對象。然而本世紀空前廣泛的學術和技術的進步，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史學和歷史理論思考的更可靠的材料和手段。在研究歷史現實和真理的問題時，我們自然應主要依賴現代社會的和學術的條件來重組我們的史學認識論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