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紅的鮮血從這條魚的腦袋里噴泄而出，灑得船上四處皆是。兩個更年輕一些的船員衝上前來豁開它的嘴、掏出它的鰓和其他呼吸器官。接著他們用刀子割開它的胃，取出胃里尚未消化的小魚，如燧魚、細條天竺鯛魚和西鯡魚。在赴死的當天早上，它拿這些小魚當作早餐。一時間，甲板上被魚肚子里掏出來的東西弄得很滑。狂暴的殺戮在繼續，這時我發覺自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4歲的大兒子，身高同大一點的魚差不多。現在可以確信，正如許多宗教認定的，從飛蛾到總統，我們最終都屬於那無可救藥、自相殘殺的一族。掏空肚子、割去生殖器官，那條魚先被人吊在空中，隨即放入四個冷藏倉中的第一個。到夜幕降臨之時，那里還將會塞進它的20條同伴的軀體。人們會設想60米深的水下，在僥幸逃生、繼續向索馬里遊去的魚群那里是何種情形，不知它們在極度恐懼的漆黑海水里，是否會憶起失蹤的夥伴。 

我們來到魚產品加工廠，它與英國進口商以及超市有密切聯系。在我這個觀察者看來，官僚機構的真實面目在發展中國家中暴露得最為明顯。只有在這類地方，官僚機構仍會用一整套文件、卷宗、貼面寫字臺和櫃子表明自己的存在，這些擺設反映出生產與案頭工作之間的關係被完全顛倒，雖然從高更[1]到愛德華·薩義德[2]都曾援引先前的事例告誡我們情況並非如此……我無法不去憧憬下次與薩爾瑪·馬哈爾再見面時的情景，一幕幕場景在我面前飛速顯現。她是廠主的秘書。她對我的國家有一些錯誤的概念，而我對她的國家亦是如此。與此同時，我的馬爾代夫父親則始終在墻上凝視著我們。 

金槍魚工廠的老板終於露面了，他倒是一個我不曾意料到的人物。亞西爾·瓦希德的性格中既有19世紀末法國詩人沈著的浪漫，又有當代英美商人食肉動物般的攻擊性。他最喜歡的書是比爾·贊克和唐納德·特朗普合著的《創：商務與生活中的大思考與小作為》。他剛剛在迪拜參加過電子產品研討會，在那里為自己的“蘋果影院”配了一隻藍牙無線鼠標。 

工廠里加工金槍魚的工人，能夠在3分鐘內用彎刀剔去魚骨，他們從前都是漁民。刀子從魚脊骨上割下肉來的聲音，令人聯想到用指甲在梳子齒上來回摩擦時發出的響聲。他們現在全是鰥夫。當年，海嘯曾席卷斯里蘭卡東海岸，沖走了他們的家園。當時他們出海在外，才幸免於難。看到他們聽到噩耗後傷心落淚的情形，亞西爾動了惻隱之心。在處理準備出口的魚肉時，出於明確的衛生理由，廠方要求工人戴上醫生施行外科手術時使用的面罩，覆蓋面部的毛髮。室內溫度必須始終保持在攝氏零度以下。穿過一次以後，所有圍裙和工作服必須焚毀。不過這些做法卻也反映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正是由於我們以無與倫比的大師身份，發明了可怕的人工消毒技術，倡導不斷地洗手，我們從此讓自己無休止地沈湎於保持清潔衛生的幻想之中。 

正像他鄉遇故知一般，我蹣跚走過一張張熟悉的鮮橘紅色標簽，在寓所附近的超市里我早就見過它們。我感到驚奇，甚至有些感動。漁民用大棒打死金槍魚的情形像烈火般灼入我的記憶，我意識到自己是經歷過那些浸透著鮮血的殺戮過程的老手，殺戮就隱身於印在標簽上的那張釣魚碼頭和蔚藍色海洋照片之後。 

如今人們擁有許多穿越天空和海洋的便捷方式，而飛機的構造使人聯想到金槍魚的體形。“空中客車”的輪子附近有魚鰓似的進氣口，機身周圍有魚鰭似的鰭狀穩定板，機腹和金槍魚肚皮的顏色也相近，呈灰白色。一隻貨箱置於公務艙第3排與第9排座位下方，另一隻在經濟艙第43排與第48排座位下面。在飛往倫敦的斯里蘭卡噴氣機旁的停機坪上，停放著一架卡塔爾航空公司的貨機，窗子上塗著油漆。它飛遍世界，運送郵件、蔬菜、文件和血樣。這架飛機昨晚在東京，預計明天會飛往米蘭的馬爾彭薩機場。它只是從未在進出港屏幕上顯示、孤獨地飛遍全球的成千上萬的貨機中的一架。 

我們早上8∶30分起飛，朝西北方向飛越印度洋。窗外，在未經訓練的肉眼看來，飛機在虛無縹緲、蒸汽似的藍色大塊物質上漂流，像海洋一樣呆板，令人失去方向感。不過，憑借重新改裝過的飛機駕駛艙里的天線，天空顯得像清晰可辨的航線畫出的格子、十字路口、避車處和航標信號。飛機沿著A418航線飛去，從波斯灣延伸到伊朗南部。在設拉子上空，也即飛行員們稱為SYZ117.8交叉點的空中，機長轉向R659航線。這條航線通往UMH113.5，位於西阿塞拜疆省府烏羅米耶上空35,000英尺之處。據說，當年東方三賢士前往伯利恒朝拜聖嬰耶穌時曾在此歇息。 

機組人員為經濟艙乘客送上紅咖喱雞，公務艙乘客則可以選筍尖肉餡餅或奶酪煎蛋。天色漸漸黑下來。人們偶爾會看到地面上一所房子熄燈的那一瞬間。在羅馬尼亞的克拉約瓦，某人在客廳里看完了電視；在匈牙利的考洛喬，某人讀完了時尚雜志《婦女》上的一篇文章。他們都不曾察覺到有一架鋁制的飛機，正呼嘯著掠過他們頭頂的蒼穹。我瞧瞧其他乘客的臉，同情心油然而生。這些人蓋著合成纖維毯子，在微微顫動。倘若人類仍然生活在乘坐遠洋客輪出行的年代里，待抵達南安普敦港之時，我們可能全都會成為好朋友的。 

黃昏時分，飛機降落在希思羅機場。到了淩晨2點，金槍魚肉及時抵達倉庫，卻無人知曉身著幾乎透明工作服的人從海水中捕魚時的一番忙亂、飛機在空中的遨遊。前來上班時，倉庫的貨車司機永遠說不清待到破曉時分自己會身處何方。清晨4點，伊恩·庫克接到控制室的指令，要他駕駛一部大拖車去布里斯托爾[3]。15年來，這位司機一直在為超市送貨。他拿一隻紅色袋子裝著隨身物品，過著一種不規律的生活，他的妻子住在蘭開夏郡，朋友則住在德比。在路上，他不停地講話，內容涉及殺人犯、宗教狂人、逃稅者和猥褻兒童的人。他在自言自語，雖然不善於表達，這些話題卻有力地反映出當代文明的衰落，以及必然到來的崩潰。早晨，貨車抵達布里斯托爾郊外一個鋁制貨倉後面，金槍魚肉被擺上貨架。此時，從漁民在印度洋漆黑的海水中撈出魚的那一刻算起，52個小時已經過去。

我和攝影師蹲在冷凍櫃後面等候。經歷過馬爾代夫的炎熱以後，我們覺得這兒很冷。顧客從容走過，不時心不在焉地瞟一眼切成條狀的金槍魚肉。為了消磨時光，我回想起旅途中遇到的那些人。我想起阿伊莎·阿茲達，她的工作是提供金槍魚肉的包裝材料。她從泰國一個制造商那里訂制塑膠盤。一天下午，我們在她那個僅有一間屋子的公司里給她拍照，隔壁便是魚肉加工廠。墻上掛著她的結婚照，照片上的人是穆罕默德·阿米爾，一個負責維護丹麥斯坎威戈特公司出產的魚肉切片機的修理工。我們這張照片關注的焦點似乎是那隻熨斗，而本篇文字想要描述的則是人們相互依賴、卻又不關心對方生活的現狀。或許，在物流配送高度發達的年代里，藝術的使命之一便是確保把阿伊莎介紹給琳達·德拉蒙德，因為最後在擺放魚肉的臺子前停下，撿起一些金槍魚排，用它們做晚飯的正是琳達。我和攝影師站起來說明來意，告訴她我們的旅程，解釋馬克思在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演繹的異化理論，問她我們能否跟她回家去。於是琳達給丈夫打電話，再征求他的意見。 

當天下午，琳達的兒子，8歲的薩姆看到廚房里多了兩個陌生人時，並沒有不自在的感覺。他討厭金槍魚，不過那總比鮭魚好一些。他並未忘記物流配送的奇跡，也知道很多關於運貨汽車和飛機的事兒。他還對世界上的幾大洋了如指掌，給我們上了一課，說印度洋不是魚類的理想棲息地，因為那里特別暖和、寧靜。他發表意見說，冰冷的北海能夠養活更多生物，比別處多得多，因為那兒的風暴不斷掀起處於海浪下1000米、富有營養的深海積澱層，吞噬鰻、琵琶魚、吸血鬼烏賊就生活在其中。他還附帶提出一個建議，那也是海洋生物學家們較少提及的，即人們對魚類無休止的殺戮會使海里布滿一片蒼白的海洋幽靈，它們總有一天會聯合起來對人類進行可怕的報復，因為人類縮短了它們的生命，而且把它們的死屍繞過半個世界、運到布里斯托爾來做晚餐。

Gauguin（1848—1903），是法國後期印像派畫家。——譯者

Edward Said（1935—2003），是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提出東方主義觀念，後成為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依據。——譯者

Bristol，英格蘭西南部港口。——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