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確保一種「超越」人但不「外於」或「排除」 人的生態思考， 如何理解無中心 的連結狀態  (inter connectedness) (Adam 90)，顯然無法倚賴對習用之自然觀念的直接套用。本文好奇的即是，如果自然觀念對於建立超越工具理性的新世紀生態觀而言不敷使用，那究竟該由甚麼角度切入才能開展論述新空間?

在提出新概念之前尚需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被啟蒙精神與工 具理性框架的自然觀念有待商榷，那麼訴諸於一種先於文明宰制的素樸 自然又有何不妥?馬考利(David Macauley)對西方哲學自然觀念的考察與拉圖爾(Bruno Latour)所提出的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主張都提供了解答此疑問的相關線索。馬考利認為，由於西方哲學可說是源貣於對 自然的思考，自然觀念因此早已有之，亞里斯多德對自然史的投入即是 一例；而這種早期希臘哲學式自然觀察的重要性倒不在其是否有科學上 的精準度，而是在於其如何標示出一種屬人之外的場域。然而在對心智(mind)的興趣後來居上之後，哲學家從非人(nonhuman)的世界離開，逐漸與自然切割，終而詴圖以心智力量凌駕並控制自然(1-2)。以此哲學轉向為基礎，文藝復興時期的培根(Francis Bacon)與笛卡兒(Rene Descartes) 分別提出了以人為本探知自然的方式。

前者認為必須以工藝與科技施加 於自然，迫使自然展露其奧秘；後者則認為，人必須與自然分離，並對 其進行準確的測量，才能如實測知自然(Macauley 2-3)。培笛兩位哲學家的主張都透露出將知識建立在與生存環境切割開來的人回頭來掌管自然 的基調，而之後討論生態問題的哲學論述也多半遵循兩人的理論框架， 思考屈居於人之下且以其使用價值被認知的自然觀念(Macauley 3)。馬考利的考察所獲致的結果乍看與前述對啟蒙精神矮化自然的批判雷同，但 他所欲強調的毋寧是，以保護某種想像中的素樸自然為主的訴求如何不 切實際；因為誠如論者如盧卡斯(Georg Lukacs)或阿多諾(Theodor Ardono) 所言，自然觀念事實上受社會制約(引自 Macauley 5)，每一種對自然的認知總不免以隱晦的方式訴說人類整體社會的構成為何 (引自 Macauley 5)。

換言之，馬考利認為生態問題始終是總已受到管理與介入的自然環 境問題，其實並不存在的素樸自然並不宜做為相關論述的貣點或說最終基準點。拉圖爾則更直接斷言政治生態學必須揚棄自然(9-52)。他在《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一書中重新界定政治生態學，以求與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或他所謂的軍事生態學(militant ecology)所主導的生態哲學與環保政策有所區隔 (26；19)。拉圖爾語出驚人地表示，當深層生態學的狂熱份子哀號自然將死時，「他們不知道他們說得多麼對。自然將死，真是感謝上帝」(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