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生態論述的內涵似乎等同於保護自然環境及動植物，然而越來越多評論者注意到，未經審慎評估對于繼續使用自然觀念，或許會徒然將生態論述的發展帶入死胡同。

對於自然觀念的評述大致分成兩種路線，其中一種思考如何突破現有自然觀念的局限，改變啟蒙以降人類與自然分離的思維方式，將人類重新納入生態體系；另一派的做法則是突顯自然觀念牽涉的，是社會與政治議題而非保護素樸自然的問題，並進而批判另一種形式的「人與自然的錯誤對立」，以求建立有效的生態網絡論述。


兩者的論述路線雖曰殊途，但所欲達到的目的可說有其公約數。前者可說是較符合直覺的解決途徑，除前述貝克的理論外，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可謂此路線之另一種代表性思維。其倡導者主張，西方世界的生態危機源自於一整套錯誤的價值二元論，上位階的父權/文明/人貶抑，被視為等同於非人自然的女性，並在對女性/自然/非人的權力拉扯中，深化彼此的對立關係。

或更精確的說是，強化上位階對下位階的宰制。由於上下位階的差異建立在彼此的互斥(例如在甲乙詞組中，甲的定義為非乙，反之亦然)上，或說由上位階具備而下位階缺乏的被道德化的特質，來決定(例如理性具備有秩序的道德價值，而感性則缺乏秩序)， 因此分據一二元詞組兩端的自然與文明是分離的(Griffin；Plumwood)。


生態女性主義的訴求因而如是：為了匡正人類(其形象為西方白人男性) ，對自然(及一系列被等同於自然的下位階他者，包括女性在內)的疏離與宰制，必須要停止從男性/文明/理性中心，來物化自然環境的做法，並重新認識文明其實依賴自然甚深，人類與自然本為一體：「如同我們摧毀的森林及我們想馴服的河流，我們只是(大寫)自然」(Griffin 10)。

貝克及生態女性主義的做法，都著眼於從工具理性的宰制中贖回自然觀念，重新認知人與環境的一體性；處在文明對立的自然觀念，事實上是一種受人類本位思維弱化過且切割開來的產物，這個錯誤必須矯正，方能真正看見人與非人如何在生存環境中互相依存。

綜上所述，使用「自然」這個詞彙時必須非常小心辨明其所承載的意涵為何，是處於工具理性對立面的自然觀念，抑或是與文明互相穿透的自然。必須注意的是，貝克與生態女性主義(或說其中的基本教義派)對修正後之「自然」內涵的看法並不盡相同。

貝克如前所述指出自然觀念，是一種文明進展過程中的歷史性產物，並強調反思性如何可能使人類重新認知其與生存環境的一體性，但並未如某些基本教義派的生態女性主義一般，強調一先於文明宰制的、符合大地之母形象的自然。

在後文討論中我們甚至會發現，這種類似素樸自然的想像正是第二種討論自然觀念的路線批判的對象。然而筆者認為，這兩種從批判過度膨脹的工具理性出發的論述立場共通的貢獻在於，兩者都認知到習用之自然觀念的問題所在，進而企圖提出一種超越人類本位價值的生態觀，重新思索從獨霸寶座退位的人類如何與萬事萬物建立相互穿透的連結。


（原載：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第四卷．第二期．2011 年 6 月．頁 5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