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圖珀洛附近的只能容納10多個人的第一個家，還是在佛羅倫斯中心占6層樓的10個家，原則都是一樣的，都反映了其他先驅者的思想。所有的綠房子面積都不大，都是公共型的，入住人數都不超過12人。在佛羅倫斯中心，每個樓層分為兩個區域，都叫綠房子，每個綠房子有10人左右共同居住。住房設計得很溫馨，像家一樣——擺放著普通的家具，起居室有壁爐，大家像在家里一樣圍著一張大桌子吃家常飯，前門有門鈴。設計追求的理念是：有價值的生活是可以創造的，這里的重點是提供飯菜、家政服務和把別人當朋友看待。

這個地方的樣子吸引了路——它完全沒有那種令人壓抑的機構感。入住以後，他發現這里的生活方式更值得珍視。他想什麽時候睡就什麽時候睡，想什麽時候起床就什麽時候起床。僅僅這一點對他來說就堪稱驚喜。不會有工作人員早晨7點鐘在大廳里走來走去，敦促每個人洗澡動作快些，幫他們穿好衣服，用輪椅把他們推到吃藥的地方去排隊，到集體吃飯的地方去等候。

大多數療養院（包括托馬斯起步的大通紀念療養院）認為他們必須如此，沒有別的辦法。為了效率，護理人員需要居民為餐廚人員做好準備，餐廚人員需要為活動組織人員做好準備，活動組織人員需要讓居民騰出房間，方便清潔人員，等等。這就是管理人員設計日程和分配責任的方式。


托馬斯扭轉了這種模式。他拿走了管理人員手上的控制權，將它交給了一線護理人員。這里鼓勵每個護理人員只管幾個人，鼓勵他們成為多面手。他們做飯、打掃衛生，及時處理居民的任何需求（除了醫療任務，比如，若需要給藥就需要把護士找來）。這樣一來，他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和居民接觸—— 一起交談、吃飯、玩牌，等等。每個護理人員之於路這樣的人都像蓋拉西姆之於伊萬·伊里奇——更像是一個朋友，而不是一個臨床醫生。

路對朋友的要求並不多。有個工作人員每天見到他就會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這讓他很開心。他對謝莉吐露說，自己很喜歡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否則，他很少從別的渠道得到這種接觸。周二和周四晚上，他會下樓去咖啡店，跟仍然來看望他的朋友戴夫一起玩克里比奇牌。他還教會一個中風癱瘓的人玩牌。這位癱瘓病人住在另一層樓的家里，有時候來路的房間玩。他的助手幫他拿著牌，偶爾需要的時候，路也會幫忙，並小心避免自己偷看他的牌。其他幾個下午，謝莉會來看他，並會把他喜歡的狗帶來。

然而，一天當中的大部分時間，他一個人待著也很愉快。早飯後，他會回自己的房間看電視——用他的話說是：“看看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喜歡了解政治狀況，像看肥皂劇一樣，每天都變。”

我問他看哪個頻道：“福克斯？”

“不是，是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節目（MSNBC）。”

“MSNBC？你是自由主義者嗎？”

他笑了：“是的，我是自由主義者。如果吸血鬼德拉庫拉（Dracula）說他是自由黨的話，我會投票給他。”

稍晚些時候，他會進行鍛煉，跟助手一起在樓道里走走，天氣好的時候，則到戶外活動。這對他很重要。在他生活在輔助生活中心的最後幾個月，員工讓他坐輪椅，理由是考慮到他偶爾會頭暈，走路不安全。他說：“我厭惡那個椅子！”佛羅倫斯中心只好讓他丟掉了輪椅，建議他試試助步車。“這件事是我主動推動的，我挺為之驕傲的。”他說。

中午，他和同屋的其他人一起圍著大桌子吃午飯。下午，如果沒有牌局或者別的安排，他就讀書。他訂閱了《國家地理雜志》和《新聞周刊》。他還有自己的書。最近他剛讀完了羅伯特·盧德拉姆（Robert Ludlum）的一本驚悚小說。隨後他又開始閱讀一本講西班牙無敵艦隊戰敗的書。

有時候，他會用他的戴爾電腦看YouTube上面的視頻。我問他喜歡看哪些視頻，他給我舉了個例子。

“我很多年沒去過中國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沒去過了，“於是我說，讓我去一趟成都吧。成都恰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幾千年的歷史。於是，我打開了電腦，敲入‘成都’二字，馬上我就參觀了整座城市。你知道那兒有猶太教堂嗎？我不時發出驚嘆聲！電腦會告訴你這邊有一座，那邊還有一座。我迫不及待地在整個城市跳來跳去。”他說，“一天過得很快，快得令人難以置信。”

晚上，吃過晚飯後，他喜歡躺在床上，戴上耳機，用電腦聽音樂。“我喜歡夜晚寧靜的時光。你會覺得驚異，一切都那麽安靜。我聽輕鬆的音樂。”他會點開潘多拉音樂電臺（Pandora），聽軟爵士樂、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或者西班牙音樂——想聽什麽就聽什麽。“然後，我會躺下思考。” 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