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四：經驗

經驗是真理的傳播手段，也是幻想的敵人。

可以說，經驗是唯一能夠讓真理在群眾心中牢固生根的方法，也是唯一讓危險的幻想歸於破滅的有效手段。

然而，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經驗必須是積累了許多代的，並且可以隨時被驗證的。

通常，一代人的經驗對下一代人是沒多少用處的。這就是一些被當做證據引用的歷史事實達不到目的的原因。它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證明了一種廣泛的經驗即使僅僅想成功地動搖、或是壓制那些牢固根植於群眾頭腦中的錯誤觀點，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復出現。

比這些更令人感到難過的，是經驗的獲取過程，它們通常需要付出血的代價。

在19世紀以及稍早幾年的時代，充斥著大量奇異的經驗，在過去的任何一個時代裏，都沒有做過如此多的試驗。

最宏偉的試驗要算法國大革命。

從這次試驗中，我們知道了一個社會必須要遵照理性的指導。如果從下而上地革新一遍，至少要犧牲上百萬人的生命，讓整個歐洲陷入長達20年的動蕩。

為了用經驗向我們證明，獨裁者會讓擁戴他們的民族損失慘重，法國民眾在50年裏進行了兩次破壞性試驗。

民眾在第一次試驗中擁戴了暴君拿破侖，結果付出了三百萬人的生命和一次被侵作為代價。第二次試驗則擁戴了拿破侖三世，以割讓阿爾薩斯與洛林來證明常備軍有多麼必要。盡管這兩次試驗都準確無誤，但從現在來看，好像仍然不能令民眾信服，此後估計還要來第三次試驗。恐怕說不準哪天它肯定會發生。

我們還需要很多很多的經驗，而它們的代價可能同樣讓我們傷痛欲絕。

比如說，要想讓整個民族相信，龐大的德國軍隊並不像30年前我們認為的那樣，只是一支無害的國民衛隊，就必須來上一次讓我們損失慘重的戰爭，也許可能是兩次。

再比如，想要讓人認識到，推行閉關鎖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會毀掉實行這種制度的民族，這就至少需要20年國家的災難來作為試驗周期。這種事情已經發生在韃靼王朝統治下的中國，那個東方的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甚至要比這更多。

（6）第五：理性

我們必須要提到一點，群眾從不受理性的影響，它們只能理解那些拼湊起來的觀念。

正因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它們的演說家，總是借助於它們的感情而不是它們的理性，因為群體從來也不會遵循正常的邏輯。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下，一位善於鼓動群眾的演說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讓群眾相信什麼，就先得搞清楚讓它們興奮的感情，並且裝出自己也有這種感情的樣子，甚至要帶著群眾振臂高呼、大喊口號。

第二，演說家要以一種很低級的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變它們的看法。比如說捏造場景、追憶往昔、或是憧憬未來，只有這樣做，才能夠帶著群眾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觀點上來。

第三：在這個演講的過程中，演說家一定要密切註意群眾的情緒變化，看清楚他們是高興還是沮喪，是悲痛還是憤怒。只有註意到這一點，才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的言辭，把群眾的情緒引到自己需要的軌道上來。

說到底，想要成為一名成功的演說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講，都必須把握這樣一條原則：演講者必須要遵循聽眾的思路，而不是自己的思路，否則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響。許多演說家都會犯這樣的錯誤，就是他們希望以精密的邏輯來引導聽眾，或是用嚴謹的推理來牽制聽眾。

因此在向群眾講話的時候，總是會借助一系列大體嚴密的論證步驟，而當這種手法不起作用，他們又會感到萬分困惑。

曾經有一位邏輯學家在遭受失敗後憤怒地說：“我的邏輯毫無謬誤，我建立在三段論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無機物，只要它能來推演這組公式，也會不得不表示同意。”

這位大學者的話再正確不過，不過他在憤怒中也沒弄清楚一點，群體不比無機物更聰明，它甚至沒有理解的能力。你只要嘗試著用推理來說服原始的頭腦，比如說服一個野蠻人或是兒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麼的不值錢。

事實上，不要說野蠻人或是兒童，即使是對付幾百年前的那些宗教狂，理性也抵擋不過感情。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裏，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群體的感情面前俯首稱臣。

直到現代，它們的真實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也有不少開明之士，但沒有一個人通過理性思考認識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對魔鬼的罪行或燒死巫師的必要性表示過絲毫的懷疑。不過，對於群體不受理性引導這件事情，我們倒不必過於遺憾。

毫無疑問，是幻覺引起的激情和愚頑，激勵著人類走上了文明之路。

在這方面，人類的理性反倒沒有多大用處，它既不能帶來音樂，也不能帶來美術。這樣看來，作為推進人類文明的力量，這些幻覺無疑是必要的。

我們在前面說過，每個民族都擁有其獨特的民族性格。現在，我們甚至可以說，每個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攜帶著它命運的定律，它簡直等同於一種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種使橡果長成橡樹或讓行星在自己軌道上運行的力量一樣。

如果我們要對這種力量有所認識，就必須研究一個民族的整個進化過程，而不是這一進化過程不時出現的一些孤立的事實。

如果只考慮這些事實，歷史就會變得仿佛是一連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的上帝，如果不是猶太民族的堅信，耶穌也不可能由一個木匠之子變成一個持續兩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為基礎形成。

再比如說伊斯蘭教的創立，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那種無與倫比的虔誠，一小撮從沙漠裏冒出來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臘羅馬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一個比馬其頓王國領土還大的國家。

還有，如果不是法蘭西民族對民主與自由的狂信，以拿破侖這樣一個區區的炮兵中尉，又如何能在等級森嚴的制度下，征服幾乎全歐洲的民族與國王。

於是，我們終於知道了，盡管理性永遠存在，但文明的動力仍然是各種感情，就像是尊嚴、自我犧牲、宗教信仰、愛國主義以及對榮譽的愛這些東西。

正因為如此，還是讓我們把理性留給哲學家，不要過於強烈地堅持讓它插手對人的統治吧。

現在，我們的結論是：群體永遠不歡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動力也並不是理性。

對於群體來說，理性除了反面的影響，什麼作用也無法施加，他們接觸到的理性越多，就越是憎惡理性，也就變得更加狂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