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語言的解域化：風格和口吃

語言真的是一個讓我們徹底放棄希望的領域嗎？德勒茲可沒有那麽悲觀，對他而言，語言並不是單向度的，即只有語言通過轄域化達到對我們思想和社會生活鉗制的目的，同時語言必然還存在另外一個向度，即一種新的語言生長並突破轄域化的穩定性，最終脫出的解域化的語言。

與大多數人（major）追求的那種穩固性和清晰性的語言不同，德勒茲讓語言自己登上自己的審判臺，這樣，無時間性的絕對的語言讓位一種此時此地的任意一點的語言，語言和文本不再提供一種充足而穩固的意義和內涵，相反，它們可以變成流動起來。符號及其意義、所指和能指之間不再是鋼筋混凝土式的結構，相反，它們是在時間和空間中來回滑動，這種滑動正是德勒茲所謂“少數人”（minor）的語言。這些“少數人”的語言一個最大的功用就是突破了長年累月形成了約定俗成的禁忌和束縛，打破了那種被石化的大寫的語言形象，從而重新將生命的血液注入到語言中去。而這一切都是通過德勒茲的語言的解域化——即“口吃”（stutter）——來完成的。

如前所述，語言在社會中是通過不斷的重復來實現其功能的，在其中，傳統文化的結構也必然沿著語言的脈絡傾注到每一個人的心田之中，語言也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其固定用法，並將自己樹立為傳統的典範，而每一代人，不得不在這種傳統中重復前人的足跡。德勒茲認為，正是這種固化的美杜莎之眼扼殺了語言鮮活的生命力，如若讓語言重新煥發出青春就必須要打破傳統用法，並以非傳統的有選擇性的用法脫離分子線的劃界。然而，可選擇的非傳統的語言如何可能？德勒茲認為，“一個概念有時需要在一個新的世界中來表達，在日常生活世界語言里，它有時獲得了一種僅僅此時此地的唯一性感覺。”[5]P32而這種在當下境況中獨一無二的使用語言的感覺正是德勒茲意義上的“口吃”，借助於“口吃”，我們不再將語言的傳統用法當作理所當然，而是可以發生新的聯系從而生產出新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語言的應用不再是復刻的機器，相反，語言由於生產出新的連接，從而也生產出新的意義。

在《千座高原》的開篇，德勒茲和瓜塔里用了鋼琴演奏家兼前衛作曲家布索蒂（Bussoti）的一個十分雜亂的五線譜起頭（這里的五線譜從一開始就給人深深留下了斷裂和揉雜的印象），之後他們寫道：

我們倆寫了《反俄狄浦斯》。我們倆各自都有幾個（內容），於是那兒（指《反俄狄浦斯》）就已經有了一堆東西（Since each of us was several, there was already quite a crowd）。在這里（指《千座高原》），我們揉雜了大量屬於這個範圍的東西，它們既是最接近也是最遙遠的東西。我們在上面互相簽了假名以防止被辨認出來。為何我們保留我們自己的名字？反傳統，純粹是反傳統。為了讓在整個過程中我們都無法辨認，為了保留這種不可辨認性，讓其不屬於我們自己，而讓我們自己也在其中反應、感覺和思考。[2]P3

如何理解這個開篇的文字？如果綜合德勒茲一生來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德勒茲和瓜塔里一直都致力於將語言置於變化之中，並試圖讓其擺脫語法和句法的傳統結構，在這個基礎上，語言首先是習俗性和選擇性的用法。如同布索蒂的樂譜同傳統規則的音樂之間的斷裂，德勒茲和瓜塔里也同語言的傳統用法發生了斷裂。這段文字的第一句是一個傳統用法，但這個傳統用法被第二句的非傳統用法所打破（Since each of us was several, there was already quite a crowd）。這個句子實際上試圖在語言上表明，這個文本是一個唯一單性的整體完成的，而其中的每一文字都是此時此地唯一的，不屬於哪個具體的具有同質性的名字之下。顯然，後面德勒茲和瓜塔里對假名的強調在於讓讀者脫離這樣的視線，即將某段文字視為某個人的作品，然後在這個名字和文本之間建立一種不必要的聯系。也就是說，德勒茲和瓜塔里在這里有意地形成一個文字自己的界面，而這個文字的隨機性又逃逸出作者的限制，作者不掌控文本，甚至作者在文本之中根本無法辨識。因而，作者和文本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前提下發生了斷裂，文字和語言不再專屬於作者，而文本如此這般出現在那里成為一種純粹的作者此時此地的單性的關係性碰撞，並在這種新奇的關係中完成文本和語言的生產，語言也從而擺脫傳統用法的樊籠，成為一個拼合的、鉸連的界面（在《千座高原》這個龐雜的文本中，德勒茲和瓜塔里鉸入了音樂、文學、詩歌、電影等等），這個鉸連的界面是非主體的，也非客體的，與其說他們寫作了文本，不如說他們連同自己的文本一起鉸合成一個異質性的集合，而這才是德勒茲和瓜塔里的書名《千座高原》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