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破解語言的魔法，必須對語言有更深刻的認識。德勒茲將語言的應用劃分為三個維度：即指示、表現和含義。按照德勒茲的定義，指示是“某個命題和一種外部事態的關係”。[4]P12即一個命題指向一個其試圖指明的外部事態，在這個命題以及其所關係的外部事態之間的聯系就是指示。譬如我們說“一頭牛在草地上”，這個命題不僅指向了一頭牛，而且必定是在草地上的一頭牛。而表現與之相反，它“關注的是某個命題同試圖講述和表達自己的人之間的關係”。[4]P13在表現中，命題也是指向外部的，但這次它並不指向一種事態，而是指向了與指示相反的一個方向，即作為試圖說出命題的人。這樣，指示和表現建立起命題、言說者、事態之間的三維關係，這三個方面同時構成了我們這個世界上作為表達之用的語言。

而作為含義，與指示和表現完全不同，它並不指向命題的外部，在命題自身之內展現出語言的內部關係。實際上，德勒茲區分了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種是亞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論的邏輯性推演的含義，而另一種則是實質性推演的含義。首先，在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推理中，我們可以根據預先給定了兩個命題來推理得出第三個命題。例如我們提出：（1）所有人都是會死的；（2）蘇格拉底是一個人，這樣我們可以得到第三個命題：（3）蘇格拉底是會死的。在這個推演過程中，至於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名為蘇格拉底的人，是否真的有人死去的外部事態沒有關係，其中的結論完全出自於語言的內部關係，這種內部關係體現為一種穩固的邏輯推理規則，第三個命題便會作為前兩個命題的理所當然之含義推演出來。必須理解的是，第三個命題之所以作為前兩個命題毫無疑問的含義，主要是因為這里的推演完全建立在作為普遍性的語言邏輯規則之上，而這種語言邏輯規則又進一步統攝了所有的語言體系，並將語言塑造成一個穩固的有秩序的體系。

當然，除了邏輯性推演的含義之外，還存在另一種含義。如當我對一方許下一個諾言，在這個諾言的結構之中必然包含我必定努力去將其實現。我向某人許諾我明天下午4點將在咖啡館等你，這必定意味著我將努力去在我約定的時間出現在那個咖啡館，這里呈現出來的結論是一種實質性結論，我的諾言暗示著我將與某人會面而不會在那個時間去看電影。所以德勒茲說，許諾的“結論的斷定取決於此刻作出的保證”，這里存在的關係是一種信任，是我對我自己過去關係向未來事態必然性的一種延伸，即我在對人許諾的同時，我向人表明的是我自己對諾言的信用，並且我過去的諾言的信守一定會延續到明天，對方完全可以根據我過去對諾言的信用來斷定我明天在4點會在咖啡館出現。這樣，這種實質性推演的含義是建立在自我的同一性上，也就是說，建立在一個同質性的非綿延性的自我之上，這個自我將一種穩定的自我形象作為固定的內涵在許諾之中展現出來，之所以我明天的行為可以預料，完全是基於這種穩定性的自我形象的構造。

關鍵的問題是，無論是指示、表現還是含義，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均是將語言作為穩定性結構表現出來。在這里，我們仍然還是在轄域化的語言的範圍里躑躅，指示和表現旨在建立命題和言說者以及外部事態之間的穩固的關係，將命題的意義同固定的某種事態和主體表達連為一體，並固化為一種標準的模式。而含義雖然不將命題和外部的言說者和事態綁縛在一起，但是它在語言內部的諸多要素之間建立起嚴格的規則體系，並使得語言得以秩序化和規則化，也正是這樣的語言，使得我們的世界變得可以認識、可以理解、可以想象。語言的轄域化最終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語言和世界的任何一點上，並試圖將整個社會生活鐫刻成一個統一的模式，其中隱含的邏輯是語言內在的穩定性和同質性，而在這種穩定性和同質性，則是對生成性生命活力的扼殺，並將生命力局限在一個十分狹隘的空間中。這樣，僵死的語言規則取代了鮮活的生命力量成為整個世界的主宰，我們雖然可以看到世界上一切井然有序，但更多的是一種死氣沈沈，在語言轄域化的陰霾下，我們需要激活更多的生命的空間，將色彩重新賦予這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