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士人的出入之間

——讀沈君山《浮生三記》

想象得出沈君山機智諧趣的快人快語，但想象不出沈君山深摯動情的絮語綿綿。同樣，想象得出沈君山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卻想象不出沈君山家長裏短的人生況味；想象得出沈君山長袖善舞廣交天下的名士派頭與書生儒雅，卻想象不出沈君山“左傾”反叛、冒險犯難的金剛怒目與拍案而起；想象得出沈君山的睿智超群，在任涉獵的領域裏都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卻想象不出沈君山的舊學根底、文采斐然，能作一流的棋、橋國手，更能寫一等一的好文章。當然，最可想象的，是沈君山三頭六臂舉重若輕地在朝野、科文、棋橋之間進出的健步如飛與笑聲朗朗；最不可想象的，則是昨日還見“青絲玉顏”的沈君山竟然會一夜之間鬢發蒼蒼、支杖蹣行而為殘障者立言，卻依舊不改其衣冠瀟灑，笑聲朗朗……

這就是讀《浮生三記》時雜陳在我心頭的諸般感慨。也是這麽一本薄薄的小書，仿若讓人經歷了五湖煙雨、十世三生的地方。

這樣直稱“沈君山”，似有不敬。作為來自海峽對岸的一位小字輩，筆者曾有幸在台島和海外場合，多次面聆先生的教誨，喝過先生的咖啡，與先生有過極難得的個人接觸交往。那樣的場合，大家都習慣稱呼他“沈校長”、“沈老師”或者“沈公”的。他是這樣一位讓人如沐春風的兄長式的長輩。無論在台北、在香港、在新加坡，在那幾次議題寬泛的研討會上，只要有沈先生在場，就一定不會有冷場、有隔膜、有僵局的時候。無論觀念、旨趣多麽不同的人物，他都能為大家找出共同話題，都能和你坐在一起，一無掛礙且一無矯飾地胡侃海聊——從兩岸政經、琴棋書畫一直談到飲食男女。這樣幾乎是無邊界、無疆域的包容度和被接受度——可以和海峽兩岸的歷屆朝野人物平坐論道，可以超越從台灣地區“黨外”時期到今天國、民、親、新的多黨恩怨而始終保持獨立參與、協調溝通的知識人姿態，更能在圍棋、橋牌、詩酒以至武俠諸般武藝上和天下英豪一較短長，又能以優雅的紳士風度和流利的英語能力在西方政經、科研、人文舞台上如魚得水——如此等等，都使得沈君山當得起“海峽兩岸第一人”的稱謂。也是這本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隨筆文字，值得人們加以認真關註，從而一窺這位“台灣四大公子之一”之堂奧的地方。

名士與頑童——“士”的風貌及其角色定位

一如上言，沈君山縱橫科文、政教、棋橋包括兩岸事務多年，其“角色定位”是不容易“一言以蔽之”的。在晚歲寫的《老病與生死》一文中，沈君山對自己一生經歷有過如是的概括：“我的人生經驗較不同，已經經過了兩個大的轉折，二十五歲出國是第一次，從台灣到美國，文化上很需要一番調適，但像我們那代的精英青年一樣，也只有盡力在潮流安排的軌道下向前沖。十六年後，我在四十一歲時回國，是第二春，也是第二個大轉折，變換了軌道，其後又度過了二十五年。其間雖然擔任過短期的公職，也參與了很多社會活動，但基本上還是在校園裏度過，過的是士的生活。”（第176頁）士——從古代的“士大夫”到今天的“知識分子”，雖古今有歧義，但古義今義中的不同意蘊都可以落在沈君山身上，凝聚成《浮生三記》最突出的一個主題——這是一本關於現代中國“士人”的書，一本適合討論“士與中國文化”這個好題目的書。

在古義中，“士”通“仕”——“仕”乃官員或公務人員的意思。或者說，“士”是“仕”的字根，“仕”則是“士”的出處。“那個時代，仕是士的正途也幾乎是士的唯一的專業，讀書人總要到仕途去轉一趟，才算盡了讀聖賢書的本分。”（第176頁）古人所謂“人世”，一個重要涵義即是：士而為仕。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以學科、專業的身份，與政治及政權中心發生關系的知識分子——這正是沈君山多少年來在台灣社會以及兩岸政治中從不回避甚至有時是自覺選擇的角色。

從童年時代，受孫中山幼年破除迷信的故事影響，當著“黨國大員”面前扮演“打菩薩”英雄的童稚舉動開始（第3頁），沈君山其實就表現出這麽一種富於社會意識的、敢於為認定的真理冒險犯難的個性特征。在兵荒馬亂的學生時代，沈君山受“左傾”影響，把鄰家喜歡管束調皮孩子的“好奶奶”當做“封建反動分子”來“革命批鬥”的故事令人莞爾，（第35頁）卻也表現出年少的作者當時已經逐漸確立的一種入世、有為、參與的人生態度。

青年時代在美國作為參與“保釣運動”的“開明右翼”，沈君山選擇放棄在美國的終身教職，回台灣清華大學任教（第38頁），實踐自己的理想。應該說，沈君山成為“保釣右翼”，與他出身於台灣國民黨官宦家庭的成長背景直接相關。但是，難得的是，權貴出身的背景並沒有使他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代言人，相反，自小形成的蔑視權威、同情弱勢的個性以及多年在西方受教育所接受的自由、民主熏陶，使他這位台灣當時的“四大公子”之一，竟然在台灣威權政治當道的年頭，發出“我們應該做紅衛兵，給這些當權派來個當頭棒喝”的宏論而語驚四座（第148頁），並且身體力行，一直把自己的同情關註點放在當時受迫害的“黨外”的民主力量與受難家屬一邊。在20世紀80年代震驚中外的“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沈君山和殷允凡等少數“外省”知識界人士“奉命”旁聽軍法審判，被“黨外”人士的犧牲精神感動得當庭落淚，並且敢於在當時較為開明的的“總統”蔣經國面前仗義直言，提出“不宜流血”，“以德化怨，以理釋惑，以法制暴”的策見，對緩解整個事件在台灣社會發生的負面影響直接發生了作用（第223頁）。

一直到近年中風不良於行之後，仍然積極參與協調島內外各方關系的“跨黨派小組”的活動（第170頁）。這種秉持知識良知，在書齋與廟堂之間自由進出，主動參與、自覺擔當的朝野溝通的角色，是古來中國士人“明道教世”、“以天下為己任”的天下胸懷與道義擔當精神的現代版本重現，並成為沈君山人生裏程中最奪目的一個標記，最鮮明的一道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