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傳播學家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寫道，“媒體就是在傳播過程中，用以擴大並延伸信息的傳播工具”。我們說，傳媒既是工具就可利用。因信息是無限量的，而媒體傳播的內容是有限量的，故媒體傳播是一種選擇性行為，有選擇就有了可操縱性。
前面我們已闡述了傳媒所特有的對社會的批判功能和輿論監督作用，毫無疑問，大眾傳媒對社會進步發展的推動價值、正向作用、積極力量、陽光面是媒體的主流。但不可否認，有時商業的力量及外來不良勢力會左右傳媒的立場、改變傳媒的聲調、破壞傳媒的形象。
往遠處看，所謂公正、民主、自由的美國，近年來報紙的頭版也充斥著各種捏造、抄襲和虛假的報道，就連最權威的《紐約時報》和《今日美國報》也名列其中。媒體的可信度大大下降。美國著名的民意調查公司蓋洛普不久前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44%的美國公眾表示相信美國媒體，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個比例是80%。
改革開放前，中國傳媒一貫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公眾的“知情”意識弱，很多傳媒都只是傳聲筒，且時常犯：
“聾啞病”——帶著消音的口罩，裝聾作啞、不時“失語”；
“結巴病”——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一帶而過；
“官腔病”——官腔作勢，大話空話。
可以說，各式各樣的傳媒雖長著不同的身軀，但卻同有一個頭腦。
改革開放後，媒體逐漸開放。媒體人的膽子也大了起來，一批新銳媒體突穎而出，那種試入禁區、放聲高喊的欲望難以掩飾。如創刊於1984年的《南方周末》，崇尚民意是政府存在的基礎，刻意打造“平民意識”和“民間立場”，敢怒敢言。該報刊詞說：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淚流滿面；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抖擻精神；總有一種力量它驅使我們不斷尋求“正義、愛心、良知”。因而，該報常常不自覺地把知識精英們的周末變得沈重、憂慮、憤怒、不忍休閑，竭力呼喚著潛藏在社會底層的良知和吶喊，凝聚起一股推動社會進步變革的新型力量。
《現代快報》也因打出“講真話、辦實事、樹正氣”的辦報招牌，以敢寫敢報而一改在市場上的長年頹勢，發行量躍居省城早報之首。
人們在慶幸媒體能大聲為民說話，說實話的同時，又不知不覺中感到很多媒體似乎跟另一種東西更為親近 —— 金錢。因為媒體走向市場後，媒體間有了競爭，有了好壞窮富之分。媒體人的心態也開始浮躁起來，畢竟傳媒業聰明人多，他們開始玩弄傳媒魔杖，演繹出種種鬧劇。
有償新聞交易成癮——媒體“失身”
專家指出，媒體所擁有的雖然不是對社會公共事務直接進行管理的“硬權力”，但因其稀缺性對社會的影響力，仍然可能借其手中的“軟權力”尋租，吸引社會來“購買”，便可能在媒體中形成一個奇特的“權力賣場”。
事實上，受商業利益的驅使，很多媒體等不及客戶上門“購買”，而是主動“出賣”。電視廣播賣時段，報刊賣刊號、賣版面，一句話，不講道義，只論功利，有償出讓“話語權”。
具體說，有的媒體也學著“傍大款”，既是權力的工具又做金錢的俘虜。企業你給錢，就幫企業吹。反之，企業你要做宣傳，請先付費。有償新聞冠冕堂皇，按商業新聞“烹飪手冊”炮制新聞產品。媒體人頻頻向給錢人低頭，我常常發現，當企業老板(大老板)請記者吃飯時，飯桌上基本上只存在老板的觀點，記者只是點頭。以前說媒體是黨的喉舌，現在有人戲說是出錢人的喉舌。在全國房地產高漲的年頭，房地產廣告鋪天蓋地，眾多媒體推波助瀾，高唱頌歌，幾乎一陣風成了房地產商的揚聲器。一位房地產業內人士實話實說：“媒體是靠我們養著呢！”因為，房地產廣告一度成了一些媒體的主要經濟來源，因此有人不無擔心地指出要“警惕媒體成了房地產開發商的喉舌”。
前些年，股市黑幕重重，有人指出，媒體是罵錯了有過，而誇錯了無罪，錯誤的吹捧遠遠多於錯誤的批評，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欺騙。
媒體的有償新聞突出表現為喪失原則地為廣告主服務，被大廣告主牽著鼻子走。老總常常要在編輯部與廣告部之間搞平衡，維持與大廣告主的關系，保住廣告主在自家媒體的廣告份額，內部劃定保護圈。
2003年某美體儀每月在當地一報刊投放一定量的廣告，但該報采編部門不知是否大意，有天如實刊發了幾起消費者對產品的投訴文章，這下可激怒了廠家，揚言要停止向該報投放廣告。結果報社相關負責人立即檢討，作為補償炮制出一文：說是根據消費者的投訴，本報派出三路記者深入商場和消費者，對該產品的銷售、服務、使用情況進行了調查求證，結論是該產品是如何如何好，為產品大唱贊歌。這種事例已屢見不鮮。
有的企業財大氣粗，幹脆花錢買斷媒體某類產品的廣告發布權，不讓競爭對手在該媒體上刊發文章、廣告，進行不正當的信息壟斷。
註意，像類似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這樣的財大氣粗的廣告主——傳媒財神，由於互相競爭需要各自都擁有關系很鐵的“後援”傳媒。而且滑稽的是有很多媒體廣告人為討好廣告主，時常充當起他們間的商業“間諜”，通風報信。
從全球看，傳媒的私屬化日趨嚴重，人們已經看到，大量的傳媒在被財團染指和結盟，很多大企業不只是從經濟的角度，而是從政治的考慮投資媒體。
1998年美國最具影響的新聞機構與1000家最大企業中的144家有經濟聯系，這些企業還至少與兩家重要的傳媒巨頭有聯系，其中6家最大的電子新聞機構的81名經理在104家大公司中兼職。出版160份日報的5家最大文字新聞機構的76名總經理與此1000家最大企業中的66家有關聯。
如此，傳媒的公信度受到不小的威脅。有專家尖銳指出：“實質上，新聞媒介是階級價值觀念及其業主和贊助商的經濟利益的人質。”同年，美國報業編輯協會組織的一項調查表明，多數美國人對新聞媒體的“自由”持懷疑態度，有78%的民眾認為新聞界立場偏頗，75%以上的民眾對隱匿消息來源的報道表示懷疑。
國內近年來已有不少企業涉足傳媒，如山東三聯、上海復星、上海強生、江蘇春蘭、南京斯威特、三九集團、四川托普集團、TOM.COM等，大多是因盛傳“傳媒是國內僅存的最後一個暴利行業”而為，結果並非盡如企業之願。
還有一事值得一提，2004年9月4日，央視4套《今日關註》欄目在關於俄羅斯北奧塞梯別斯蘭市人質危機的報道中，滾動播出有獎競猜信息，猜測人質危機死亡人數：“俄羅斯人質危機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選項：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答題請直接發短信：移動用戶發答案至×××；聯通用戶發答案至×××。”此舉引起觀眾的極大憤慨，不少觀眾在網上留言指出“傳媒應有道德底線，不應借人質事件發財”。
此事引起了外交部、中宣部部領導的高度重視，結果當事人受到嚴肅處罰。
虛假新聞炒作成風——新聞“失真”
新聞界似乎已經約定俗成的共識，那就是獨家和首發報道要比準確報道更值錢。故記者們往往迫於發稿時間的壓力，而對文章草率處之，無以耐心求證。
過去，媒體們很呆板，說話一個腔調，報道一個口徑，文章一個內容、一種觀點。有時間人們只得按反向理解的邏輯來捉摸推測事情 真相。
現在媒體比較寬松，能說實話，但不少缺乏自律、虛假的東西幾多泛濫。
有一個段子可謂一針見血。說是一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迎面碰上一個記者。記者說：現在海外在鬧瘋羊病，可以讓我看看你的羊嗎？
牧民同意了。記者匆匆看了看羊群，什麽也沒說，什麽也沒問，回去以後發表了一篇《羊的騙局》。文章說牧民的羊群裏有一只怪羊，並描述了那只怪羊的特征，還配了圖片為證。於是羊的銷路下降了。牧民把記者告上法院，說記者欺騙了輿論，因為他寫的那只怪羊根本不是羊，而是一只牧羊犬。
見到風，就說雨，是媒體的流行病。現在媒體有個問題，很多記者缺乏專業常識，尤其大量跑財經的一線記者，大多是學新聞、學中文的，經常說外行話。正如很多專家和企業家所嘆，“一知半解，非常無奈”，讓不懂經濟的記者寫財經報道是件很危險的事，往往會造成對行業、對企業的無意傷害。
令人擔憂的是，現在媒體每天為趕市，為掙錢，文活已變成了體力活。媒體人越來越年輕，大量媒體的一線記者的平均年齡僅20多歲，體力似乎比智力、閱歷更為重要了。一位資深媒體人有天和我深有感觸地說：“我們欣賞年輕記者的才智、激情，但不能漠視他們閱歷上的欠缺和空白。”
如果說無知還算是無意過錯的話，那有意過錯就不能讓人接受了。近年來，大量的虛假醫療廣告在媒體上大肆泛濫。還有，很多廣告大戶房地產開發商身邊都養了一批記者，他們為討好廣告主，樓盤開工後，就開始寫吹捧文章，制造迷人的新概念，開展各種花樣的炒作，什麽“陽光”、“綠地”、“美景”、“成功人士”、“精英領地”、“項級生活”、“時尚品質”，汙水四流的地方可以說成是小橋流水，幾棵小樹可以說成綠樹成蔭。在媒體與房地產開發商的合作中，雙方最情投意合的莫過於各種名目的樓盤評選，看起來很公正、客觀，而且也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實際上很多是暗箱操作，自導自演。樓盤評比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廣告投放量，說樓盤排名實則就是廣告投放量排名。
另外，媒體還喜歡搞會展。2002年南京幾大媒體一度同時搞房地產會展，搞得房地產開發商窮於應付，一天去兩家現場參加開幕式。哪家媒體的錢都不能少給，都不能得罪，否則有好果子吃。
近年來，種種論壇、各種名目的“十大”人物評選，又成了媒體搶占企業高端資源、討好企業老板的重要招法。可以說，很多媒體公布的榜單包括富豪榜其真實性、權威性是大打折扣的。
為了吸引眼球、產生轟動效應，大肆爆炒新聞、發動新聞攻勢已成為媒體運作的“基本常識”，有些記者惟恐天下不亂，以獵奇的眼光，竭力捕捉挖掘“人咬狗”之類的新聞(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譬如，說你高層地震，正常的辭職或離職通過生花妙筆弄出很多霧水。一次長虹集團一高管病休，媒體報道說他辭職，另一長虹集團高管打趣地說：“現在有些媒體一有風吹草動就亂寫，搞得我們這些人都不敢生病了。”
有人說媒體是十足的“勢利眼”，當初可把你捧上天，翻臉就把你打扒地。
今天說這家企業出事了，明天說那位老板不行了，後天又有產品出問題了，不負責任。而且常常冠以什麽獨家報道、內幕、黑幕一波又一波。最後還要習慣性地留句話：本報(臺)將繼續關註、跟蹤報道。
捕風捉影、道聽途說。媒體常常成了謠言的搖籃，成了謠言的幫兇。而且，媒體們常常串通一氣，熱衷不斷制造大眾崇拜，營造符合各自利益的文化符號。有時為了搶占更大的地盤，傳媒還充分利用各自的“話語權”相互對罵、相互打壓。
另外，科技的發展也為媒體作假提供了方便，如2004年7月15日美聯社就刊載了通過電腦加工處理誇大西安市暴雨造成水災的新聞圖片，引起一片嘩然。
欺詐霸權成災——權力“失控”
報刊虛報發行量已是公開的秘密。一位企業老總說，一份讀者對象是廠長經理的報紙的記者找到他，說要在報紙上給他做形象宣傳，他問記者你們的報紙發行量有多少？這位記者臉不紅心不跳地說，360萬。事實不足3萬份。別人不說真話媒體要曝光，可報刊虛報發行量不說真話誰來管。要知道香港虎報的老總曾因虛報發行量而坐班房。
某市有陣子兩份早報都同時公開在自家報上宣稱自己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早報。很多人說，這也講透明，那也講透明，為什麽媒體自己不講透明，這有人監督，那有人監督，為什麽媒體說假話沒人監督。
而且，某些媒體為拉廣告，不擇手段。如，突然給你來個電話說，我們接到讀者投訴，反映你們的產品有什麽什麽問題，現和你們核實一下，如沒什麽出入，明天就見報了。嚇得你敢緊說且慢，首先感謝報社記者的“負責”精神，然後申辯與事實不符或已得到解決，懇求文章不要刊發，希望多溝通、多合作。最後給出一筆廣告費才能把事情搞定。更有甚者無中生有，先編個花樣搞你一下，迫你來求他，最後憑錢說話。“曝光”成了媒體的殺手鐧。
一天，我見一位房地產老總哭訴：因幾百萬廣告費只投向一家媒體，同城另一家強勢媒體大怒，整天在報上借“別人”之口指責這家公司的樓盤質量如何如何差，只要有人在網上發表了對該房產項目的不滿，就加以利用發揮，等於讓這家公司的廣告全打了水漂。結果迫得這位老總還得拿出幾百萬廣告費來擺平這家媒體。
據江蘇某縣宣傳部老部長反映，有一年新華社發了篇反映當地開發區汙染問題的內參，結果第二天就有人以電視臺的名義打來電話說給6萬元我們可以幫你們做點正面宣傳。
2000年4月10日《報刊文摘》曾報道，稱《中國食品質量報》兩位記者向臺商敲詐錢財，當臺商交付廣告費後，兩位記者撤下《波力果凍發黴起泡攙雜質》的曝光稿，換上了《質量，“波力”的永恒主題》的長篇通訊。當然也有一些企業為了掩蓋自己的問題不被媒體曝光，使用不正當手段來“擺平”某些記者的。
做媒體的也有不同的“圈子”，圈內記者相互幫襯，互給面子。如一記者與某企業有了過節，幾通電話，群起攻之，雖屬“非暴力運動”，但企業必然遭罪不輕。企業若得罪了媒體，媒體有時還會聯手“封殺”、“雪藏”企業，讓你在公眾眼裏消失。如2005年9月28日，為了參選奧斯卡，陳凱歌的商業大片《無極》在成都“點映”(類似奧斯卡放映)，由於安排“不當”，導致成都媒體娛樂版負責人緊急磋商，采取行動，一致對《無極》進行集體封殺。
媒體常常騷擾企業。一家外貿服裝加工企業，建了一個網站，本希望做點企業的介紹宣傳，聯系一些業務，可網站一開通，眾多媒體前來談廣告，要廣告費。一家酒廠來南京建辦事處，登了一條征招經銷商的廣告，廠商沒到，眾多媒體、廣告公司找上門的很多。有的房地產開發商告訴我，一天要接待10多家媒體，而且有時同一媒體不同部門的人上門要錢。
媒體市場化後，很多媒體的下設機構、掛靠機構已是純商業組織，但常打著傳媒的旗號，以記者的名義來糾纏企業。
2005年太平洋建設集團嚴介和登上胡潤富豪榜榜眼後，曾有一家有影響的電視媒體，同一欄目先後有不少於10人，累計超過50多次地來電來函以及上門要求進行采訪，並要收取高額的制作費，搞得企業難以應付。
客觀地說，現階段我國媒體運作確有很多不規範，在輿論監督方面明明暗暗、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常借“輿論”之名，而不行“監督”之實，常常內外有別，搞異地監督，眼睛盯下不盯上，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更有甚者，竟將輿論監督當成了媒體商業策略中的一塊“招牌”，作為謀取私利的手段。
在此列舉了傳媒的諸多不是，但決不否認傳媒的主流是積極的、健康的，所體現的社會價值也是巨大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體諒到傳媒的一些實際難處。事實上，傳媒的規範運作仍在構建之中，通常傳媒並非一切行動自由，權大無邊，而是限制多多。
例如，因別斯蘭人質事件的“煽情”報道令大股東不滿，2004年9月6日俄羅斯影響最大的日報《消息報》主編被迫辭職。美國在伊拉克制造的虐俘事件經美國媒體公開時也遭到了國防部的強力幹涉。所以，很多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是不容易的。
另外，現在不只有媒體封殺企業、雪藏名人，反過來也有封殺媒體、凍結記者的情況。如某市政府舉辦事關民生大事的新聞發布會，就不通知當地曾刊發過批評政府文章的媒體。也有財大氣粗的企業以撤銷廣告，停給廣告、贊助費來阻止媒體的報道。2002年初，甘肅某市公安局對當地晨報、商報等媒體的16名記者下達了“封殺令”。原因是“個別記者因采訪不深入，出現了一些嚴重失實的報道，這些失實報道既違背了新聞報道客觀真實性原則，也損害了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的形象，給公安工作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2005年10月，浙江某地發生交警因不滿負面報道，沖進晚報社，“綁”走副總編事件。可以說，國內每年記者被打事件不計其數，也有黑社會出價500萬要買揭黑記者“人頭”的大案。
再有一點，由於過去媒體是吃皇糧，現在大多推向了市場，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媒體分化(有一種新說法叫“媒體碎片化”)，市場資源向優勢媒體聚集，很多媒體自我生存陷入困境。可以預言，過去媒體大家都有的“好日子”將一去不返，尤其受網絡的沖擊，傳統媒體將經歷折磨和洗牌，媒體與企業的依存度將大大提高，媒體與企業的新型關系急需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