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派將詩人的“卡里斯瑪”式的神話形象“祛魅”之後，“瞬間一代”繼續質疑“被詛咒的詩人”的挑釁和反叛的形象里現代性的自我崇拜，即基於尼采的“超人”理想之上的英雄化的“反諷”。雅各岱在詩歌里剝離了抒情詩人的神話屬性，將之表現為“必死者中的一個”，甚至是一個“無知者”，一個“貧窮的人”，透過這種表面否定的形式闡發了一種基於“清貧思想”的倫理和美學，一種非占有性的、超越將世界對象化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雅各岱在存在和書寫方式上都用一種清醒的“苛刻”尋求不偏不倚的“準確性”(lajustcSse)，他把試圖超越有限的“緊張、迷醉和永恒的火光的生活理念”視作“或多或少虛假的、人為的沈醉”，反對超現實主義的“過度，暈眩和陶醉”；同樣，他清醒地質疑主體的“欲望”在語言層面的投射和“再現”的有限性，認為承載過於強的主體性的不恰切的語言是隔在人與世界之間的一道“屏障”，阻礙了我們傾聽事物原初的聲音。在語言的層面上，雅各岱從本質上質疑了詩的言說和意象與真實之間的關系：“意象遮蔽真實”，“言說是容易的，在紙面上寫下一些字／……所有的字都是用一樣的墨寫成的，／‘鮮花’(fleur)和‘畏懼’(pcur)幾乎是一樣的，／而我在紙面上從上到下白白重覆‘鮮血’／它既沒有染紅紙／也沒有傷到我。在這種反思里，詞語的單薄無力以及可能制造的幻覺暴露無遺。雅各岱尤其反對理念對意象的濫用，認為超現實主義詩歌過於任意地濫用意象和聯想，用一種“巴洛克式”的關系遮蔽了物與物之間的真實關系。由此出發，雅各岱尋求剝落誘惑性表象的簡單的詩歌，用“透明的詞語”切近事物“無蔽的狀態”，他試圖擯斥意象，卻還是承認意象對於詩歌的必要性，是詩歌用以連接“物質與精神”、“有限與無限”的“折衷之徑”。無疑，雅各岱在創作中一再探尋的“透明”的語言只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是語言的真理觀“祛魅”之後的某一種“再魅”，當的詩語言不再是“存在的家園”，卻在一層層的剝離幻覺之後不斷地“思”存在的真理，“思入存在”，追尋“存在的證明”，又清醒地將證明之境置於“光”與“暗”交錯的“充滿矛盾”的真實的內部。最終，雅各岱的詩歌成為一種“脆弱的倫理’，在一個失去信仰支撐的世界里”余下的可能“堅守和行動的方式”，即在“最恰切和最基本”的維度層面上“重新找回世界”。

在二戰後的法國，詩歌變成“在所有宣揚的思想的邊緣的一種聲音，處在消失的門檻上”，正因如此，雅各岱和“瞬間一代”其他詩人的作品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有限性思想的標志”。通過對於神性再尋、存在的有限性和主體、語言的有限性等問題的清醒把握和突破性嘗試，雅各岱用他獨特的方式折射出了當代詩歌在對現代性的“祛魅”認識前提下的某種有節制的“再魅”。作為“後烏托邦”、“後抒情”時代的詩人，雅各岱選擇重新面向事物，面向感性的、具體的世界，為世界和詩歌重新賦予一種人文的意義，引導詩歌走出虛無主義。此外，他既抵抗了60、70年代以“語言學轉向”為標志的“現代性”，也抵抗了強化意義而損傷詩歌本質的“把詩哲學化”的詩歌本體論傾向。他選擇了邊緣化的立場，並不是落伍於時代，實際上，卻成為與當時主流話語相異的清醒的詩學倫理思想的“先行者”。（來源：《國外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