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美學(從德國早期浪漫派詩人到海德格爾的詩化哲學)將有限與無限的“普遍分裂”取消，使之達到“絕對同一”。意大利詩人萊奧帕爾迪(Leopardi)，一個生活在浪漫主義時代卻“反浪漫”的詩人，早在19世紀末就第一個清醒地批判了這種“形而上學”的詩學觀的虛幻性。雅各岱延續了萊奧帕爾蒂的清醒的詩學傳統，質疑這種“狂熱”，努力把詩歌植根在存在的有限性(la finitude)之中，立足於“有限的此在”。他明確指出“把詩歌和真正的生活放置在局限之外，放置在狂熱、過度、反抗和斷裂中是謬誤的”，應該讓詩歌“更自然、更含蓄地”在“生活的局限的內部”找到它的位置。在這層意義上，他反駁了建立“斷裂的需求”，“與過去，乃至與世界本身決裂”的現代詩歌傾向(在19世紀末以蘭波、馬拉美為代表，在20世紀以超現實主義達到極致)的拒絕。

針對蘭波那句著名的不乏絕望的表述“真正的生活在他處”，雅各岱回應，“在此地此刻的真正的生活是可能的”。他尤其批評了愛爾蘭詩人喬治·威廉姆·羅素(Georges William Russell，1867－1935)後期的“通靈者的神秘主義”傾向，後者憑借超越此在的、非真的幻覺，試圖逃避真實的世界，飛向另一個“超自然的”、“高等”的世界，即一個烏有的、理想化的世界，為靈魂找到“無限和光明的永恒”，用冥思沈溺在“明亮的幻覺”里。雅各岱指出，這種幻想是危險的，遠離了真實的世界，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隱匿，因而，詩人沒有勇氣直面存在的有限性。與此相反，雅各岱“更傾向於……另一條道路”：“對我來說，我在大地里看到了秘密，在草叢里看到了鑰匙。”雅各岱無意給詩歌賦予超驗的向度，他在與事物的“即刻的”親密接觸，在風景的體驗中實踐一種再尋意義的樸素詩學。但在他的詩學“視域”里，不僅僅有單向的“有限”的維度，“無限”並沒有完全缺席，相反，它出現在一種悖論的形式里：“讓無限進入有限之中，散發光芒。”有限與無限，不再構成相互對立的兩極，而是結合在某種融通界限的空間形象里，如花園、山岡，既把空間封閉在一個地平線之內，又朝“他處”敞開；因而，在空間意識上，雅各岱質疑了“此處”與“他處”的對立，致力於“從最簡單的事物出發，把近處和遠處聯結在一起”，從而反駁了從浪漫主義到象征主義對代表“異國情調”的“他處”和“遠方”的追求，也擯棄了超現實主義夢想的“伊卡路斯式的飛翔”。詩歌尋求超越的原則被“祛魅”之後，在雅各岱的作品里化成了一種“內在的超越”，即在“此在”中尋找有限度的“超越”和“敞開”的可能性。

在“後烏托邦”的時代，雅各岱深深意識到在新的歷史困境下寫詩的困難，因為“不同世界之間的聯系的幻覺被毀滅了”。雖然他承認很難避開一些同時代的詩人在詩歌上流露出的“疲倦、幹枯和虛無主義”，但在這種清醒的基調上，他寫道：“然而……依然還有這個‘然而’，雖然只余下一種目光的力量……一個冬天早晨的美。透過心冰冷的窗。”這標明了他的悖論性的詩學態度，一方面用他的清醒意識限制狂熱主義，直面歷史“災難”背景上的詩歌的危機處境，卻用“然而”的轉折表達了一種希望和一種繼續寫詩的可能性。這讓詩人不沈陷到絕望和虛無主義里，把目光投向感性世界的美，正如萊奧帕爾迪那樣，清醒的意識不妨礙詩人“從虛無主義中抽身而出寫詩歌，不是用一種更高層次的認知，而是用一種光芒，用尖銳又天真的逆光，作為地點和載體，從中找到關於存在的一種重新定向，找到棲居世界的可能的輪廓”。在信仰危機加重的“虛無的世紀”，雅各岱試圖重尋“神性”和“吟唱”世界，剝離悲愴性，用一種清醒的抒情主義(lyrisme degrise)重新找到“抵達世界”的路徑，他的“吟唱”帶著清醒的意識，因而是低音調的，形成“低音弦樂”(la sourdine)的效果，既不是高音的詠嘆，也不是淒切的哀嘆。在雅各岱的作品里，“神性”之維具體呈現在對於風景的“白描”里，將神聖性和有限性的雙重特征結合在“景語”里，“棲居”因而體現出瞬間的、暫時性的和不確定的特征，包容著不可取消的有限性(比如，“在近處，……／空氣把這些微渺的事物織成／一匹顫動的畫布”；”“光明建在深淵之上，它打著顫／讓我們快一點住在這個顫動的居所”)。有限性思想成為貫穿詩的吟唱的深層維度，從而使詩具有濃郁的清醒特征，在“世界的祛魅”和幻覺的廢墟之上，雅各岱建構了一種“新寫實的抒情主義”，用一種誠實的勇氣，拒絕雙重的文學謊言：即“屈從於虛無與黑暗”的“絕對的悲觀”和“給予非真實幻覺”的“純粹的歡慶”。

在雅各岱對於有限性的清醒認識中，不乏畏懼和痛苦。尤其在60年代末，詩人身邊的親人好友紛紛離世，他在詩集《功課》中大量書寫和拷問了死亡和苦難的問題。雅各岱反對柏拉圖的生死觀中“靈魂不朽”和死亡如同“從這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旅行”的形而上的幻覺，他在一首詩里指明，死亡是不可跨越的邊界，消逝的生命“不再像／水在草叢中那樣經過／永不會轉回”。他接納否定性，視之為充滿矛盾的存在的內在結構(“永恒的生命不是生命／生命是必死的”)，他尖銳地指出，不包含“否定性”的詩是蒼白的、無血性的，因而是空洞的美。在他的筆下，光和陰影交織成悖論性的一體，他試圖建立一種對立的平衡：“在我的頭腦里……總有一個天秤，一邊的托盤上是痛苦，死亡，另一邊是生活的美”，但又承認這種平衡是“脆弱的”。最終，在他的視域里，死亡消解在輕盈的風景，在有限性與無限性相結合的自然界里：“一瞬間，擁抱整個天空的環宇／在四周，我相信死亡容納在其中／我看見的幾乎只有光／遠處鳥兒的叫聲是光的一個個結”(《功課》)。雅各岱認為詩在“我們處境的不可穿越的晦暗里打開通道”。朝向“去蔽”的本真敞開；最終，在形而上學的“光”同真理的親密關系的神話“祛魅”之後，詩人依然傾向於一種(現象學意義上)不免“為光所侵襲”的證明之境的尋找。但無論如何，雅各岱清醒地意識到詩歌帶來的只不過是一點“簡單的微光，明朗”，是“在小小燈籠里燃著另一種光的投影”。他尤其還把“詩歌和我們時代的重大事件對立”，喻作“種子和雷電之間的鬥爭”，揭示出詩歌在其神聖功能祛魅之後的脆弱性，他的兩句詩可謂是這種不對稱性的注腳： “我們渴望不要心懷仇恨，雖然暴風雨窒息下種子；懂得種子有多麽輕的人，會害怕讚美雷電”。

雅各岱的詩學倫理的清醒還體現在他對於主體性的有限性的認識上，這最終和他的語言觀緊密聯系在一起。評論家讓-克羅德·馬蒂約將雅各岱界定為“後抒情(post-lydque)詩人”，認為他既延續了“西方最後的大抒情詩人”如里爾克、荷爾德林的傳統，又清醒地遠離了抒情主義，尤其重新質疑和探尋了“抒情主體”的問題。早在19世紀末，蘭波在表述他“通靈者”的抱負時就指出笛卡兒式“我思”(Cogito)的謬誤，並進一步提出了他著名的命題：“我是另一個”，即賦予“我”一種相異性，用他者性來取代“我”。隨著主體性哲學的終結和現代精神分析的發展，尋求“真情吐露”的“誠懇性”抒情效果和刻畫“內心世界”、“靈魂狀態”的主觀詩歌遭到了徹底的置疑，抒情主體衰落的危機日益明顯，“自我”在法國詩歌中進一步進裂，比如，個體化的“自我”馬拉美在純粹語言的追求中甚至走向消亡，也帶著詩“走出了存在”。在這個問題上，雅各岱承繼了這種現代性，“自我”在他的詩歌里呈現出隱遁的特征，往往化為一種感知世界的“述體”，剝離了主體的抒情性，正如讓，斯塔羅賓斯基的評論。雅各岱所選擇的“這條道路從剝離我們自身的期許開始”，自我的“武器”只保留了“內斂”、“耐心”和“謙卑”。但不容忽視的是，在雅各岱的筆下，“自我”遠遠沒有被取消，比如在詩句“願隱沒成為我發光的方式”里，詩人實際上就用含蓄的、悖論的方式重新確認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