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相反，遊牧部落以後又對內地有持久的沖擊，一代又一代由關外向關內的沖擊，導致了中國歷史幾次重大的變化，從匈奴到突厥，從契丹到女真，從女真到蒙古，都是持續沖擊中國王朝的遊牧(及農耕)部落。所謂晉室南渡，所謂宋室南遷，這些沖擊導致了中國人口和文化的大遷徙，今天南方的方言，常常包含了更多的古代中原音韻，就是其後果。廣東話、福建話、吳語，我聽起來也很困難，其語音要比我們通常說的北方方言更接近於中國的古音。如今，中國文明起源地的發音，更多的是北方方音，像西安話裏頭大量有蒙古發音的遺存，其他地方有各種各樣的北方語音。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所謂近代音的形成，比我們從政治學、社會學的角度理解的近代要早得多，主要是北方進入這個區域而產生的變化。北方音晚，南方音早。學習中國文學時，老師常常會說，念唐詩的時候，最好說上海話、蘇州話，用揚州話念，也比用普通話念更容易把握平上去入，尤其是入聲。原因就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動力是以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為中軸的，但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原文明又反過來影響了北方和南方的廣闊地域。

我們再來看看拉鐵摩爾所說的“前西方”與“後西方”的區分。19世紀前，可以稱為前西方的時代。在前西方時代，中國歷史的動力都是由北方向南推動的。它的主要動力來自於遊牧民族對於關內的多次入侵和各種各樣的交往關系，幾次大變遷，尤其是蒙古勢力和滿洲勢力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對於中國地域和人口的穩定、對於中國文明內部構成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到19世紀，西方時代來了，這個海洋時代帶來的是機器，交通運輸的大發展，城市的大規模擴展。從這個時候開始，主要的動力都來自海上，這個時候遷徙的動力，文化變遷的動力突然有個逆轉。資本主義就是靠著這個海洋的動力，背後則有機器和制造技術的推動，當然還有信息技術的擴張，而軍事能力則是這些技術最重要的標志。這個時候城市開始擴張，它的移民方向開始變遷。即便在今天，在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內部，變化的動力也主要源自沿海，從內陸向沿海的移民遠遠大於從沿海向內陸的移民，基本動力的方向與“後西方”的狀況也還是大致相似的。

拉鐵摩爾的觀察雖然敏銳，但還是難脫海洋史觀的影響。拉鐵摩爾的局限性就在於，他主要著眼於時代的差異，而忽略這些變遷時代的內部覆雜性。綜合地看，導致這一歷史運動路線轉向的基本條件包含了三個方面：

第一，清王朝是從北方入主中原的帝國，它在一統全國、定都北京、平定三北之後，勢必將內地的經濟和文化關系帶入它的發源地東北和西北地區;隨著長城的邊疆含義的消失和內地人口日孳，長城兩側的邊疆區域成為清王朝的腹地。清初開始的沿著關內向關外發展的運動——移民、通婚、相互同化，以及相應的法律調整——都證明由南往北的運動源自清王朝的一統之勢。隨著邊界的北移，清代士大夫勢必把西北視為王朝國家的內部事務。其實，由於蒙元王朝，清朝這些大規模王朝的形成，雖然是通過北方入主中原的形式確立的，但由於它們變成統一的王朝，並試圖繼承中國王朝的法統，內部更多的混雜變得不可避免。所以，它們的第一波動力雖然是由北往南，但在統一王朝內，從南往北的移民路線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統一的共同體的必然後果。

例如，清代最初有封禁的政策，東北是滿族起源地，不允許漢人進入。西北蒙古地區，開頭也是封禁，但到18世紀漢人進入蒙古地區的情況已經很多了，到19世紀的時候就更多了。我們看電視劇《闖關東》、《走西口》多少可以知道這個曲折的歷史過程。這個移民的過程，實際上是隨著政治的變遷，隨著新共同體邊界的形成和穩定化而展開的。正是由於遷徙，每一個地區的文化也都變得覆雜多樣，即便有某個族群起著主導的作用。貿易、戰爭、交往、朝貢和進香，是造成混雜性的多重動力，而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也是促成更大規模的內部混雜的歷史條件之一。這個要素並不只是從20世紀開始，而是非常非常早，我們可以推下去，漢、唐、元、清這些大王朝的覆雜局面十分明顯，即便是宋明時代，也同樣包含著混雜的趨勢，只是程度和規模不同而已。

第二，清朝的帝國擴張和建設同時伴隨著俄羅斯帝國的擴張，維護東北和西北的中俄邊疆區域的安定成為清朝政治和經濟的重要內容。圍繞這一關系而產生的劃界條約、貿易條約同時還聯系著新疆、特別是準噶爾地區的戰爭和征服活動。隨著外部邊界的確定、跨國貿易和軍事沖突的發展，不但清代士大夫對西北邊疆的關註和研究日益發展，而且中央對這一區域進行有效控制的需求也日益強烈。清代對於西北和新疆的所謂“回亂”的鎮壓，密切地聯系著帝國邊界的內外壓力和聯系。

第三，清代後期開發西北的動議，是在人口與土地的矛盾加劇、東南地區面臨鴉片貿易和軍事壓力、白銀外流和清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既是清代初期開始的歷史運動的延續，也是對於來自“海洋”壓力的回應。那種將清代南北關系的轉折單純視為海洋壓力和工業化的結果——即西方影響——的看法也還需要修正。
拉鐵摩爾提出了一個以長城為中心來觀察中國的一個世界觀，不僅是中國而且是整個亞洲內陸，整個亞洲區域，所以他把這本書叫做《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這就把整個這個區域關聯在一起了。他的這個描寫一定程度上也修正了過去的黃河中心觀、運河中心觀、江南中心觀。明清時期一般研究經濟的都是以江南為中心的，但拉鐵摩爾拉長歷史視野，提出了一個長城中心觀。其實，他的這個立足於長時段的歷史觀，也是由海洋的新角色激發出來的。


日本京都學派的觀點

說到黃河中心、運河中心等等，免不了提及另一批歷史學家，比如宮崎市定，還有其前輩內藤湖南，就是日本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帝國主義時期的日本，有一批歷史學家做東洋史、東亞歷史，要把中國放到東洋這個範疇內部去。日本一直處於中國王朝的邊緣，現在要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逆轉中國中心、日本邊緣的傳統位置。這些歷史學家在意識形態上是帝國主義者，但有一些觀點是有洞察力的，有些視野也很有啟發性。我們討論了長城中心，也不妨看看他們的觀點。
他們提出東洋的近代問題，追問東亞到底有沒有自己的現代起源和歷史脈絡。從明治維新到20世紀前期，日本都在跟西方的列強競爭，他們不但要在軍事上工業上競爭，而且要在歷史觀上競爭，強調自己有個平行的現代過程：我們不是只是學了西方的船堅炮利，我們有自己的現代化。如果現代都是從西方開始，還怎麽論述自己的主體位置呢?但單說日本無法成立，因為古代日本處於中國文明圈的邊緣。因此，他們提出中國有一個早期近代的開端，這個開端就是宋朝。東洋的近世從十世紀的北宋開始，到十四世紀的時候，李氏朝鮮也進入了這個早期現代的過程，最後是德川日本，十七世紀的時候進入了現代過程。從空間上說，東洋的近世就是從中國到朝鮮半島到日本。

這個敘述背後隱含的意思，宮崎市定說得也很清楚。他說中國歷史的第一個階段是黃河中心的時代，是一個以長安和黃河為它的文明起點、中心地帶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黃土高原和內陸文明，整個中原區域成為它的一個主要活動和傳播的範圍，既往西也往東擴散。為什麽到十世紀的時候，宋朝成為一個新開端呢?他們列出了很多標準，在這些標準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動力是宋朝的時候，中國進入了運河中心的時代。運河成了一個交通的大樞紐，連接了沿海和內地，一直到近代，沿海和內地發生了新的特殊的關聯。這個關聯有很多後果，因為到了17世紀時，世界歷史已經進入了海洋中心的時代，日本自然而然地就成為中心了。這是一個目的論敘述，從你的長安，然後開封洛陽，繞道朝鮮半島，最後抵達東京。日本成為海洋時代的東洋中心。德川時代就是跟西方的哥倫布時代相對應的一個亞洲版的海洋時代。這個海洋時代，是通過運河把海洋跟內地連接起來，建立了一個他們稱之為“儒教文明圈”的文明。

日本當年的這一套敘述，有一定的道理，在今天的歷史學裏也還是被很多人引用。例如所謂的唐宋轉變，被看成中國歷史的一個大轉折，或者早期近代的開始。因為唐代主要是貴族制，唐代的宰相都是有門第的，除了極個別的如張九齡。到宋代科舉正規化，文官制度也正規化了，大官都是考試考出來的。一個平民的時代出現了。同時，理學——一個覆古的運動——成為新的政治認同的一個主要根據。在日本研究者的眼裏這好像是準民族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我們都知道，民族、民族國家，是歐洲近代性的一個標志。另外宋代周邊有很多大小不同的王朝，相互之間競爭、盟約等等，促進了民族之間通過貿易和戰爭形成的交往。外貿開始使用白銀，也就是說有硬通貨，好像有一個國際性的市場交往體系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南宋時代海洋的貿易發達起來了。


海洋的內海化與“一帶一路”的文明史觀

20世紀西方和日本的學者所描述的中國史觀，隱含的背景都是海洋中心論。雖然它講宋朝、講近代史，但講到最後就是因為運河連接了海洋，實際上是將海洋史觀投射在中國歷史上，重新敘述這個歷史的結果。從哥倫布時代以來，就是要提高海洋的地位，貶低內陸的地位，所以這個所謂的邊緣性，實際上是由海洋歷史觀主導的歷史敘述。作為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不僅衰落了，而且作為一個理念也只是古代的遺存。在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所帶動的歷史想象，其實包含了一種歷史觀上的轉變，即對近代海洋史觀的逆轉——不是對於海洋時代的否定，而是對於海洋時代的完成，即海洋徹底內陸化了，陸地與海洋的分界消失了，內陸才以另一重面貌展現出其意義。
關於陸地與海洋分界的消失，即海洋的內海化，曾經在戰後引起兩位歐洲哲學家(科耶夫與施密特)的關註，但他們一定不會想到這一變遷對於遙遠的歐亞大陸具有何種意義。他們對於內海的想象就是以地中海為模板的。

這些變異都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互相交錯的。可是每一次世界觀的偏移都補充給我們很多的歷史認識，糾正了很多認識上的不足，使得我們有更加豐富的圖景，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偏見和新的中心論。總之，檢討的工作是持續不斷的。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下，我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就是“跨體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