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龔自珍批評他自己的同僚和朋友之時，就是在批評他自己曾經習慣的那個自我中心的、以內地為中心的、以京師為中心的世界觀。在這個意義上，他對西域的探討不僅僅是對這個地區的探討，也是一個世界觀的修正，或者說，他要重新建構自己的世界觀。不僅在地域的意義上，而且是在自我理解的意義上，重新界定中國與世界、重新界定“我們”的含義。並且，把原來以某一個地域為中心的看法，轉變為從太平洋沿岸到印度洋沿岸，即“兩洋”之間來觀察這個大陸的視角。在這個視角裏，這個長期處在邊緣和邊疆地位的地區，突然成了觀察中國的中心之一。這是一個轉變：不再是唐以前的長安和中原、不再以明清之際的江南，而是以西域為出發點，觀察時代的變遷，構思未來的方略。沒有西域的視野，一個新的、完整的中國就無法界定。這個重心的偏移當然是相對的，卻絕對不是可以省略的。

歷史敘述中的中心與邊緣

龔自珍上書建議設置行省之後的100年，也就是1920年代，美國的一位歷史學家，也就是前面提及的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來到中國。研究蒙古史、滿洲史的人更多地知道他，他也涉獵過一部分伊斯蘭區域。1920年代，他先是作為一家美國公司的雇員來華工作，勘探一些地方，後來又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美國地理學會即《太平洋事務》雜志的支持下再度來華，沿長城進入中國的華北和西北地區。他意識到了這個區域的重要性。他跟傅作義等人有很多交往。他出版了許多書，最出名的一本就叫做《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 Frontiers of China)。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這個概念，在我看來和龔自珍的說法略有相近之處。龔自珍講西域，拉鐵摩爾側重談長城沿線。在關內很多人的眼睛裏，長城已經是邊疆了，一個邊緣的地區了。在歷史的敘述當中，從哪兒出發來觀察歷史，表現的是你整個世界觀。如果把龔自珍、魏源的西北論放在中國歷史的南北關系中考察，那麽，這是一次歷史的倒轉：傳統由北往南的遷徙、擴張、征服和貿易路線，現在開始轉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即由南往北運動。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轉向?在分析長城沿線的歷史互動時，拉鐵摩爾明確地區分出“前西方”(pre-Western)與“後西方”(post-Western)兩種不同因素，並把這兩種因素的交互作用看作是塑造新的邊疆關系的基本動力。在這一新視野的觀照之下，以往中國社會的持續變動——族群關系、國家制度、經濟制度、風俗文化和移民結構等因素的變動——主要不是遠洋貿易或跨海征服，而是一種“亞洲內陸”的運動，一種大陸內部由北向南的運動。與此相反，“海洋時代”卻是歐洲資本主義及其海外擴張的代名詞：在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占領和擴張之下，鐵路、工業、金融等來自海洋的新因素把舊有的邊疆關系擴展到更廣闊的範圍，以至如果不能找到新的範疇，就無法描述這種既新又舊的歷史關系。拉鐵摩爾敏銳地觀察到：

“中國現代的邊疆擴張事實上意味著在早期歷史中形成的人口和權力的運動路線的明顯轉向。導致這一轉向的最為重要的動力，始終是工業化的力量，這一力量是從外部、從西方和日本的工業、商業、金融以及政治和軍事的活動中發展出來的，也是從海上強加到中國的身上，並在沿海區域發生作用。”


如果說由北往南的運動以戰爭、朝貢、貿易、移民、法和禮儀的重構為主要特征，那麽，從沿海向內陸擴張的運動路線則伴隨著下列概念的頻繁出現：貿易、條約、邊界、主權、殖民、工業、金融、城市化、民族-國家。在拉鐵摩爾看來，17世紀的滿洲入關是長城沿線的邊疆力量向內沖擊的最後一波。從此之後，大陸內部的運動必須以新的時代、即所謂“海洋時代”來加以界定。

龔自珍和拉鐵摩爾之間有呼應，但更有不同，那是位置決定的。龔自珍的西北論是在清代經世傳統與新的歷史變動的互動中產生的。他有自己的政治觀念，他不僅要探討中國面臨的挑戰在哪兒，也要尋找中國的機會在哪兒。他不僅意識到海洋的重要性，意識到這個重要性還在上升，而且還意識到海洋的重要性是通過貶低內陸的重要性而產生的。他寫奏議，突出的就是內陸的重要性，同時指出了內陸與海洋在新的環境中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我們現在說起來很容易解釋清楚，但放在1820年代，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洞見。同時期沒有哪個儒家的士大夫，提出過這樣的建議，這是一個深遠的世界觀轉變的開端及其後果。


拉鐵摩爾的長城中心論

與之相對照，拉鐵摩爾的到來本身就是海洋時代的產物。他的獨特之處是：當大部分人注目於沿海之時，他把目光投向了長城內外，因為他發現中國歷史有自己的獨特動力和運動邏輯。他的書從上古寫起，一直寫到近代，這是一部經典的綜合性著作，將天文地理、自然生態與歷史變遷結合起來。他的一些具體數據和結論，在今天不一定都成立，根據考古和其他的一些研究，人們可以而且已經在修正他的說法。但他的整個思考，到今天仍然是經典性的。

首先，他敘述的不是運河中心論、海洋中心論，而是長城中心論。他強調的是，秦代以來反覆修築的長城，起初的動機是一個防禦的工事;可換一個世界觀來看，長城沿線實際上是兩大文明或者生產體系交互運動的結果，也就是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相互運動、相互交流的走廊;很多的關系，貿易、遷徙、交往、戰爭和宗教活動，就發生在沿長城兩側。所以，在拉鐵摩爾的視野中，邊疆，frontiers，成了“互為邊疆”。邊疆是一個交往地帶，互為邊疆，犬牙交錯，相互滲透，來來往往。他甚至研究了蒙古的一些定居和遊牧的情況，認為早期遊牧部落的形成很可能是從關內、從農耕文明分離出去，最後逐漸成為穩定下來的遊牧部落。這是他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也是遭到修正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