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芳濟各很難找，最後發現，它躲在一個小小的公園里。

與前兩座不一樣的是，聖芳濟各是一個現代派的鐵雕。粗糙厚沈的黑鐵，彎成尖頂帽，鑄成刀劍般的腰繩。那個鐵像扭曲著，做著一個古怪的摟抱姿態。當然做得粗糙，使用鐵質，都可以強調他的安貧。現代派的手法，更可以略去事務的暗黑一面。

維多利亞修士和聖芳濟各派似乎在給我描繪著一個粗粗線條，這個輪廓里似乎充斥著一種樸素的人道主義，它不是中國智識階級裝點嘴巴的人啊人，它隨時準備犧牲——從拋棄財產到反抗皇帝，從受歧視的思想到被判為異端。

當然，還從一個異端到從者如流的大派別，一種純凈的理想，到一個世俗化的教團。在濁浪滔滔的人間社會，它被本能與利益的合力裹脅，隨波而下，九曲八折，迷失了遙遠的初衷。

坐在鐵聖徒的腳下，啃著剩下的半個波卡迪奧，我看不懂他虛懷合抱的姿勢。

幾個鐵星星，粘在他的手上或那合抱的袖口上。

——或許那不是鐵星，是變形的鴿子？

愈看愈覺得，粘在聖芳濟各袖口的鐵星，就是鴿子。

突然想起小兄弟會屋頂上的那只鴿子。我恍然大悟：落在屋頂上的鴿子，成了建築的一部分。和這鐵星鴿子一樣，它是建築的活雕塑。這鴿子的含義是什麼呢？愈看愈像，幾枚鐵星粘著黑鐵的衣袖，古怪的形狀沒有遮住飛翔的姿態。沒錯，就是變形的鴿子。

聖芳濟各，他究竟和鴿子之間有什麼聯系呢？有人說他生前呵護動物，我覺得不僅那麼簡單。看來到處與聖芳濟各有關的地方，都有鴿子的存在。我猜來猜去，還是想到了那只叼回了橄欖枝的鴿子。也許戀著聖芳濟各不肯離開的鴿子，正以眷戀呼喚和平，雖然今天人們正在容忍戰爭，誰都不理睬和平的教喻。

我只能找到這樣的他，這座變了形的鐵人，就是讓我牽掛了好久的他。

再端詳時，鐵像愈發地怪異了。

莫德在那段溫和告誡的末尾，提出了他的主義：

“脫離普通群眾，我們決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實踐中，結果是拒絕專業化的人——就是說，拒絕主要從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過著不自然的生活。”

必須說，這樣的主義，導致了對戰爭和殺戮的漠視。在事實上，高尚的取道未必就一定意味著絕對主義。關心他人，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對人的復雜性的判斷和機智。

不，即便莫德的善意是確實的，即便他的探討基於深刻的社會經驗和真實——人們也不能以那些經驗做為依據，批判托爾斯泰的原則。因為在今天，在暴虐的武力行為之外，還有恣意的輿論制造。這是更大的罪惡；它隨著電視信號的復蓋，占領著每一個角落，腐蝕著艱難的世界。

國際法被侮辱了，雖然電視機高唱國際準則。共同語言在呼喇喇崩潰，哪怕再簡單的黑白是非，看法都冰冷地截然對立。語言的災荒也隨之蔓延——抵抗者犧牲被稱為擊斃，侵略者被擊斃卻叫做戰死。戰爭被稱作反恐，占領後的壓迫，叫做安全局勢。

離開那天，我們又沿著舊路，把三座雕像瀏覽了一遍。

維多利亞修士的青銅像和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個雕像如出一轍，除了那本他的著作。顯然，他被敷衍了事地塑成了一個沒有個性的街頭飾件。

聖芳濟各的鐵像則意有所指，粗糙、黑鐵、抽象，都顯得言簡意賅，且避開了細節。包括他座下的冷清，雕塑所處的公園是一個沒人去的角落，門可羅雀，連鴿子都要焊接粘住——我不由佩服無名的作者。

維多利亞，聖芳濟各——他們若是都失敗了，還有我們偉大的導師托爾斯泰，他若也最終失敗——那也無非是人的精神，以及文明程度的一次失敗而已。

而不朽名著《托爾美斯河上的拉撒路》的紀念雕塑則是手法含混的，一如羅丹的作品。那本書的語言太詼諧了，這樣易招誤讀；好像只要湊得出噱頭誰都可以續作，一個中譯本就干脆把它譯成《小癩子》。而羅丹筆法抹平了雕塑版的明亮，它暗含憂郁，眼神模糊，老頭不刁，小孩不油，人物顯得比較“正面”。

但我們是一些前定主義者。雖然缺乏職業的流浪兒履歷，卻對小拉撒路他們那一套生來熟悉。我們的血統里，活躍著一種隨時準備找他倆入夥的暗示——因為我們寧肯那樣，也不願做體制的順奴。他倆確是我們的同夥，不同處頂多是，我們的形式是思想的流浪而已。

到了二十一世紀，才發現人沒有怎麼進化。和平、高尚、他人的飽暖，那一樣都沒上完初級班。我突然悟到——只有他們，這托爾美斯河上的流浪漢，它的含義才是最隱秘的。人類還會從頭開始，從解決最低限的需求開始，重頭跋涉漫長的進步之路。踟躕於饑寒，如動物流浪，重復小拉撒路在托爾美斯河上的悲慘旅途，永遠也不能答復——關於人道的深刻追問。

我最後停在石頭橋旁休息，爬上仿造羅丹的雙人像坐下。回想了一番維多利亞，又捉摸了一陣聖芳濟各，迷茫的西班牙大地荒涼沈寂。我又把帶來的小說翻閱了一遍，心里暗暗稱奇，真不得了，簡直是一本寓言。三座雕像還是得評它第一。不僅小說，就連老小主人公本身，也可以由代代人接續創作。